壮美的伊犁河从天山汗腾格里峰发源，一路奔腾，在“塞外江南”孕育出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就在其中。

　　不同于昭苏的辽远、特克斯的神秘、霍尔果斯的现代，戍边是察布查尔最耀眼的主题。自西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起，两千多年来，一代代中华儿女戍守、建设和保卫这片土地，书写着忠诚戍边的壮阔史诗。

　　1764年，应屯垦戍边需要，一部分锡伯族官兵及家眷从盛京(今沈阳)出发，经过重重跋涉、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伊犁河谷，用200多年时间，塑造出一个民族忠诚、不屈、坚韧的形象，在新疆戍边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迁！西迁！

　　在察布查尔境内，分布着数个以牛录为名的乡镇，牛录为满语，是一种生产与军事合一的社会组织。这些牛录脱胎于曾经在此戍边的锡伯营，这便不得不说到250多年前那次感天动地的大西迁。

　　与今日的美丽富饶不同，历史上的察布查尔一度曾是蛮荒的代名词，环境恶劣、荒无人烟，同时还面临着外族的威胁。

　　清乾隆年间，沙皇俄国不断东扩，时任伊犁将军明瑞深感边患紧急，现有的驻防兵力不敷调用。经过斟酌，他将目光锁定在盛京驻军中骁勇善战的锡伯族官兵身上。

　　1763年，明瑞向朝廷上奏，请求调拨锡伯营官兵赴伊犁增援驻防，此议得到了乾隆的肯定。盛京将军舍图肯挑选了锡伯族官兵1020名，家眷3275人，先后分两批起程西迁。随着一声令下，先遣队伍于当年农历四月十日启程。

　　跨越山河，相隔万里，这是一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如今察布查尔锡伯民俗院内，详细记载着西迁之路的艰辛。在当时交通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锡伯族军民赶着牛车、驼队，拉着行装，离开世代居住的故乡，开始了漫漫征途。

　　一路上，他们冒酷暑、顶严寒，涉过千山万水，穿越茫茫戈壁，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当年农历八月下旬，第一批西迁人员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境内)。“胡天八月即飞雪”，由于天寒地冻，无法继续前行，他们便在此休整过冬。其间，随队携带的牲畜由于长途乘骑疲惫瘦弱，开春之时又瘟疫流行，大部分都倒毙了。

　　在他们身后，第二批官兵也很快启程，他们在沈阳锡伯族家庙告别祖宗和亲人，踏上西迁之路。这次离别，是他们对故土、亲人和血脉之地的一次永诀。

　　犹记得第一次观看讲述锡伯族西迁壮举歌舞表演的情景：迎着漫天的风雪与黄沙，官兵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弱，明知此去就是生离死别，但他们毅然决然地踏上西迁征途。

　　正如锡伯族诗人管兴才在《西迁之歌》中所描述：“车辚辚，夜夜餐风露宿；路漫漫，日日劳累已极。”

　　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两支西迁队伍陆续到达伊犁，至此，这次历时一年多、行程万余里的大迁徙，终于胜利结束。在进入绥定城（今霍城县惠远镇）前，历尽千难万险、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锡伯族军民，都穿戴上最好的衣饰精神抖擞地接受了检阅。

　　相传，伊犁将军在检阅点名时，发现居然有女性应答，询问后才得知，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西迁路上，她们加入行伍，顶替了丈夫的空缺……

　　“万里西迁之路”体现出爱国守信、百折不挠的精神，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屯垦戍边的一大壮举。

　　西迁也对伊犁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巩固了当时伊犁在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地位，也使清政府按预期计划完成了军事部署，达到全面管辖新疆的目的。同时，锡伯族西迁对推动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屯”与“戍”

　　“世上的河流有千万条，唯有察布查尔布哈最亲，你养育了一代代锡伯人，察布查尔布哈我的母亲……”这首锡伯族民歌《察布查尔布哈》，歌颂的是西迁人开凿出的察布查尔大渠。

　　锡伯族官兵到达边疆后，面对的是荒无人烟的戈壁和野兽出没的草原，必须要“屯”下来，才能“戍”得住。他们和当地各族群众一道团结奋斗，疏浚了伊犁河南岸东西长200余里的绰合尔渠，引水垦种，迅速在这里扎下了根。

　　至嘉庆年间，锡伯族人口逐渐增多，原有的田地已经不够用，需要扩大耕地面积。时任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决定开凿新渠，在他的带领下，用了将近6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深1丈、宽1丈2尺、东西长200里的人工渠，这便是“察布查尔布哈”。

　　大渠一经凿通，“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在伊犁河水的滋养下，锡伯营耕地面积逐渐扩大，在新渠南北两边筑城堡定居，先后开垦了7.8万余亩土地，对于稳固边境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时至今日，水渠依然在发挥作用。秋季的察布查尔，到处可见金色的稻田和肥美牛羊，这都离不开察布查尔布哈，它改变了边疆荒凉贫瘠的面貌，是锡伯族开发西北边疆的佐证。

　　除了“屯垦”，“戍守”是锡伯人在边疆的另一大贡献。如今走在察布查尔的边境线上，每隔几公里便能看到一些夯土建筑围成的院墙遗址，平面呈正方形，坐北朝南，围墙残高3至4米，厚2米左右，个别的还有角楼遗迹。这就是当时的多兰图卡伦遗址。

　　卡伦在满、锡伯以及蒙古语中有“瞭望”“守卫”“哨所”之意，是清代伊犁以及全疆军政驻防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它见证着数百年前官兵对这片边关的誓死坚守。

　　1864年（同治三年），沙皇俄国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沙皇俄国以“代收代守”为名，趁阿古柏作乱之机入侵伊犁，以散发口粮为诱饵逼迫兵民投降。但伊犁各族军民同仇敌忾，“均已同心能死，不降外夷”。

　　危急时刻，左文襄公率大军抬棺入疆，更加激励了伊犁军民的抗俄斗志。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率领军民300余人挖渠屯田，为清军准备军粮。经过四五年的辛勤努力，开凿了一条50余里长的哈尔博户大渠，引水耕种，聚积粮草。

　　这些囤聚的粮草最终为支援清军平定叛乱、收复新疆立下大功。喀尔莽阿去世后，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追封他为建威将军。

　　如今200多年过去了，昔日那些英雄人物、战火硝烟连同时光一起被尘封进历史。伊犁河水在察布查尔布哈中静静流淌，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先辈们抵御外侮、建设边疆的功勋与业绩。

　　“江山代有戍边人”

　　今天在察布查尔边境，曾经的卡伦只剩下残垣断壁，但距离它们不远处，一座座崭新的边境警务站和护边员执勤点拔地而起，戍边者们接过前人的职责，枕戈待旦坚守战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兵团6军17师50团等部队先后进驻伊犁，投身于以开荒造田、兴修水利、筑路开矿等为重点的经济文化建设，同时戍守边关，构筑起一道永保西陲边境安宁的钢铁长城。

　　察布查尔也逐渐由单一的锡伯军民守卫演变为各民族多方力量共同戍守边疆，边境地区逐步建立起解放军、武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民兵四位一体的边境管理体制。

　　从现代化的边境警务站走到只剩矮墙土坯的多兰图卡伦遗址，仿佛亲身触碰到这段历史，数百年前锡伯营子弟在此守卫的画面浮现于眼前。

　　登上哨塔向四周眺望，南边的都拉塔国门庄严肃穆，北方的伊犁河缓缓流淌，西边是邻国静谧的村庄，东边几十公里外的伊宁市灯火灿烂。

　　屯垦戍边创伟业，西迁精神万古扬。新时代的守边人们继承着先辈戍边的精神意志，继续为维护这片边境线的平安无虞奉献着青春和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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