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性转变。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华民族自觉的重要引领者。古人鲜少使用的“民族”一词，正是在近代经由学者引介而广为流传的。20世纪初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之后，经由政界学界共同形塑，中华民族逐渐成为全体国人明确的身份认同符号，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象征意义。

　　在近代各门学科之中，史学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民族团结功能尤为突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仅凭刚性的制度支撑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柔性的文化粘合。这就为学术服务现实提供了重要舞台。我们需要从学术层面回答：中华民族从何处来，何以迭经外力冲击始终凝聚不散？民族复兴之路何在？

　　历史学家主动回应上述重大时代课题，通过撰述民族史来团结各民族。早在1905年，梁启超即已撰文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作了初步探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五族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包括吕思勉、王桐龄、尹达等在内的知名历史学家，相继推出多部名为《中国民族史》的贯通性著作，自觉地以学术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由史家的追源溯流，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轨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清晰地呈现于国人眼前，成为翔实可征的信史。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对于中华民族史的书写，唤起了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增进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源。

　　时代巨变之下，从西方引入的民族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也力图在政治需要与学术研究之间寻求契合点。“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成为一代学人的共识和期待。抗战时期，伴随着大后方战略地位的提升，政府和学界将目光转向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旨在研究边疆民族的“边政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凌纯声、芮逸夫的苗族探源，于式玉的藏区考察，李景汉、费孝通等人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社会调查等，涉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极大丰富了国人对边疆各民族的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也更趋饱满。

　　当然，对边疆各民族的研究并非学术研究的终点，始终萦绕在学者心头的，还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问题。例如，一些学者从民族研究角度出发，重视揭示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性，凝聚中华民族意识。他们的相关思考和结论，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来源。

　　突破“为学术而学术”的局限，立足于国家的整体利益，是近代学术界参与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诚然，近代学人是借助西方学科理论来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的，但他们并没有全然照搬西方模式，而是予以选择性地吸收，推进民族理论本土化。例如，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立宪派领袖杨度也积极响应梁启超的主张，并预言不远的将来，由各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将“更加伟大，益加发达”。

　　抗战时期，面对亡国灭种的严峻危机，著名学者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自信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也公开撰文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他们既以史学家的严谨立论，又以爱国者的衷肠呼吁，引发强烈反响。

　　近代学人坚持“学术救国”理念，在增进历史文化认同、探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路径等方面，作出了独特且重要的学术贡献，给今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尤具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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