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反映各民族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从甲骨文、金文到“六经”经传，从诸子著作到私家史著，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是对各民族历史的反映。如《诗经·商颂·殷武》叙及成汤之德，就有“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之说；《诗经·鲁颂·閟宫》颂扬鲁僖公功德，有“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的记述；《尚书·牧誓》所记周武王牧野誓师，参与者除本部族之外，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部族。至于《春秋》《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等私家史著，反映的民族史内容更为丰富。如《国语》中的《楚语》《吴语》《越语》等，记述了春秋时期南方各民族历史。

　　司马迁是系统反映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第一人。作为中国历史学之父，司马迁对中国传统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是创立了纪传体通史体裁，开启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史学史“正史”撰述的先河；二是第一次系统记述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年中国历史，成就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通史著作；三是创立了民族史传，第一次将少数民族的历史纳入“正史”记述当中，成就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中华全史。

　　《史记》关于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主要采取民族史传的形式，也有一些内容散见于其他篇目当中。《史记》一共创立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等六个少数民族传记，对当时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也包括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作出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记述。从体例特点而言，六个民族史传被编入全书的“七十列传”之中，与其他类传形成一种并列关系，不存在主次之分，这就从编纂体例上使少数民族历史记述成为中华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记述特点而言，《史记》的民族史传以中央政权为中心，着重反映民族关系史。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少数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跟中央政权发生关系，往往不易引起史家的重视，甚至会不为所闻；二是出于史家宣扬中央政权统治力的政治需要。

　　《史记》创立民族史传，不但在历史编纂上为此后历代“正史”所效仿，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撰述的基本形式，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言之，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构建了中华各民族同源共祖的血缘谱系。《五帝本纪》说：“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就明确告诉人们，所谓北狄、南蛮、西戎和东夷，其实是华夏首领将有罪之臣贬到四方，由此产生了四夷民族。从民族同源共祖思想出发，《史记》在相关“世家”和“本纪”中认为，“越王勾践，起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吴太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匈奴列传》也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正是从这种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出发，《吴太伯世家》说“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构建的中华民族各民族同源共祖的血缘谱系，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今天的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反映出的史实，然而其民族关系思想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促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是肯定少数民族为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从《史记》的记载来看，中央政权早在大禹时期就已经对四夷实行了五服制，从那时起，四夷之于中央政权就存在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自此以后，四夷与中原交往日益频繁，关系不断加深。他们多以藩臣的身份参与各个时期的政治事务，并起到拱卫中央大一统政权的作用。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南越“保南藩”、东越“葆守封禺为臣”、朝鲜“葆塞为外臣”、西南夷“请为内臣受吏”等，说明这些边疆民族实际上肩负起为中央大一统政权保守一方之土的重任。在司马迁的眼里，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登台亮相的是各民族。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从政权隶属和历史活动诸方面说明华夏民族与四夷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三是反对民族之间的相互征战。《史记》的民族史传从维护统一的立场出发，既反对四夷对中央政权的侵扰或反叛，也反对中央政权挑起对四夷的战争。前者如，《匈奴列传》记载了匈奴不断侵扰边地，造成边地人民受到侵害的具体史实；《东越列传》记载东越之所以会遭遇“灭国迁众”，是因为越王余善反对汉朝中央政权而要自立。后者如，关于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司马迁叙述了战争造成的汉朝兵马伤亡、府库益虚和百姓劳敝，其对汉武帝发动对匈奴战争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往来，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走向是极为清晰的。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对“大一统”的追求和“华夷一家”理念的宣扬，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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