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响堂山石窟，开凿于北齐时代（550-577年），经隋、唐、宋、元、明，历代均有增凿和修葺，主要有北响堂和南响堂南北两处，相距15公里。响堂山石窟现存石窟20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雕像5000余尊。响堂山石窟的规模与名气虽不及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但它承接北魏与隋唐的开窟年代以及独特的造像风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见证。
中国佛教石窟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演变，到了北齐时期，佛教雕刻的中原风格越来越明显，中国本土文化、中国式审美情趣融 入其中，渐成主流。响堂山石窟在吸收外来雕凿形式的同时融合中国传统艺术，其上承北魏余续、下开唐风先河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北齐样式”或“响堂样式”。
塔形窟的石窟形制
响堂山石窟不同于其他石窟的特色之一是其塔形窟的石窟建筑形制。塔形窟将印度古塔与佛教石窟以及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三种形式融为一体，其别具匠心的建筑风格是北齐时代开创的一种新的造窟形式。
塔形窟是把石窟前廊看作塔身，窟檐看作塔檐，上部雕刻塔刹，作出仿木结构建筑的四柱三间样式。塔形窟又可分为覆钵式塔形窟和楼阁式塔形窟两大类，其中北响堂的第7窟是覆钵式的代表，它是将洞窟的外壁凿成仿木构建筑形式，窟顶的上部为覆钵丘，有柱、枋、栱、瓦陇等组成石窟的窟廊和窟檐。楼阁式塔形窟主要集中在南响堂，这种石窟由上下两层石窟组成，形状似楼阁，外形非常壮观。塔形窟的变型是塔形龛，响堂山塔形龛的龛柱为束莲柱，石窟柱础兽形象生动，龛顶以上是覆钵，再往上是由莲花、相轮、宝相花等组成的塔刹。
塔形窟（龛）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制是随着石窟开凿的时代发展逐渐形成并成熟的。第一阶段是塔形窟的草创期，也是响堂山最早开窟的时期。这一时期，石窟在外形上并不复杂，匠人用写意的手法创造性地在石窟外壁雕出覆钵丘，用来显示塔的意义，代表窟有北响堂的第9窟。第二阶段塔形窟在造型上基本趋于完善，覆钵丘上出现象征塔刹的装饰，完善了塔体造型，并采用中国传统仿木构建筑的手法，出现了开龛造像，代表窟有北响堂的第7窟。第三阶段是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的塔形窟均为楼阁式，而且是上层开三窟的设计，形式变得复杂繁琐，代表石窟主要集中在南响堂。
响堂山塔形窟（龛）的出现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产物，更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形成了“南义北禅”的修习风格，一批北方禅师“凿仙窟以修禅”的修习需要推动了这种石窟形制的产生与发展。
塔型窟
多元的造像风格与丰富的图案纹饰
北齐时代的佛教造像是北魏到隋唐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响堂山石窟的北齐造像既发展了北魏造像风格，又与同属“北齐样式”的青州样式和天龙山样式有所不同。其中北响堂第9窟大佛洞是开窟年代最早、规制最高、造像最丰富精美的一个洞窟。大佛洞窟高12.58米，宽13米，纵深有12.5米，采用的是中心方柱式的造型，中心方柱三面开龛，龛内刻“一佛二菩萨”的佛像组合。石窟内的主角是高3.5米的大佛，大佛结跏跌坐于帷幕帐形龛内，身着双肩式袈裟，衣纹疏宕，均向腹部平缓中垂。大佛体态圆阔，面容丰满，高鼻长目，面带微笑，这种浑圆敦实的体态造像与北魏时期瘦骨清像的风格大为不同，整体造型给人一种厚重有力之感。
能够体现响堂山石窟造像特色的还有菩萨造像，其中一处也在北响堂大佛洞，是大佛洞左壁主尊的左肋侍菩萨造像。尽管菩萨的头像已被盗凿，但其身躯造型依然美感十足。只见菩萨呈现右腿直立、左腿微曲、胯部向一侧挺出的动态，腹部微隆，臀部至腰部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仪态表现出女性的美感，与印度女神像“三曲法”的动态颇为相似；菩萨的衣饰简单贴合，璎珞呈X型交叉于腹前。响堂山的菩萨雕像打破了北魏之前传统僵直瘦削的风格，更具真实的质感，菩萨曲线优美，身形雅致，体现出女性的优美和亲和力，这种风格直接影响了隋唐以后的造像风格，开启了唐代造像“浓艳丰满，细腰斜躯三道弯”风格的先河。
对于这种造像风格的形成原由，有专家认为，包括响堂山石窟在内的河北中南部北齐石刻佛像，均受到来自于古代西域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古印度笈多造像样式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的结果是选择性的，响堂山石窟造像特别是佛像主要是在本土造型基础上的自我发展，体现了从北魏云冈到龙门到巩义，再到北齐天龙山和响堂山的一脉相承，当然部分胁侍菩萨吸收了古印度笈多王朝注重人物肌体表现的造型特点。
响堂山石窟的另一特色是图案纹饰丰富。石窟从窟龛到宝坛、莲座、背光等，各处运用深浅浮雕的形式雕刻着多种多样且极富变化的图案纹样，诸种纹样配置得宜，密而不乱。这些装饰纹样题材丰富，造型各异，有植物纹、动物纹、自然物纹、几何纹样、建筑纹样等，既有外来的古印度风格，又有本土的中华文化元素，成为“响堂样式”的重要特色。
莲花纹是响堂山石窟装饰纹样中最常见的纹饰。莲花作为佛教中的重要象征物，在造像装饰上运用颇广，佛菩萨的台座、藻井、龛楣等处均可见到。响堂山石窟中最特别的莲花纹出现在北响堂刻经洞顶部的藻井处，只见硕大的莲花居于洞顶，花蕊红艳居中，6瓣明黄花瓣环绕四周，极具视觉冲击力。另一类常见的植物纹饰是忍冬纹，在响堂山石窟，忍冬纹常与莲花、摩尼宝珠、山花蕉叶等组合呈现。比如北响堂的释迦洞，就在窟廊上方凿有山花蕉叶、刹杆及火焰宝珠等，窟门两侧雕八角束莲柱，门额饰以精致的宝塔、飞天，门侧壁浅雕肥大忍冬纹，整个外观装饰华丽非凡。这种饱满丰富的叠加风格既保留了北朝的率性大气，又开启了隋唐的富丽奢华，是北齐佛教艺术的代表。
北响堂大佛洞主佛侧身像。
北响堂释迦洞一佛二菩萨。
北响堂刻经洞顶部藻井莲花纹饰。
开创石壁刻经的先河
响堂山石窟开创了将经文镌刻在石壁上的先河，其刻经书法艺术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据北响堂刻经洞外壁的《唐邕写经碑》记载，天统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572年），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历时5年写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佛说孛经》《胜鬘经》，因其首创石壁刻经，故被称之为“中国刻经第一人”。从此，这种石壁刻经的做法就流传到山东、河北以及北京房山等地，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刻经文化体系。
响堂山石窟的北齐刻经主要分布在北响堂最南端的刻经洞内外，洞内石壁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数万文字，这些字有的大如斗状，有的小如铜钱，总计5万余字，那一锤一凿，一笔一划，镌刻和承载着匠人的独特技艺。《维摩诘经》（四部）是其中的精品，作品以楷法写隶，间以篆书意象，用笔方圆兼顾，笔势含蓄温婉，体现了楷隶篆相融的风格，故而被后人赞为“中华第一刻经”。
响堂山石窟刻经在许多文献和金石著作中都有记载和著录，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就列出了《鼓山石窟》《唐邕写经碑》《李君巧造像》等多处石窟，并评价道：“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响堂山石窟的石刻书法作为北碑的代表，其魅力独特、功夫独到，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印记。
响堂山石窟在石窟形制、造像风格、装饰纹样、刻经书法等方面的独特创制，使其无愧为“北齐样式”的代表。作为以云冈石窟和早期龙门石窟为代表的北朝石窟向隋唐石窟转变的重要一环，没有“北齐样式”的响堂山石窟，就不可能有优美绝伦、更具中国风格的唐代石窟艺术的出现，这也正是响堂山石窟在中国佛教石窟史上的独特和重要之处。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编辑：吴艳）最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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