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古以来即是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同中原文化不断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共同铸就多元一体、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大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地区，4世纪至10世纪，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佛教在新疆传播时间长，流传地域广，曾深入各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信仰活动、寺庙构建、石窟开凿、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方面，形成极富地方特色的西域佛教文化景观，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局部）。尚昌平摄

　　西域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阶段。这一时期，西域高僧人才辈出，与中原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东来弘佛法，西行取真经”是这一时期佛教文化交流盛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新疆佛教的盛况，不仅在《晋书》《魏书》等正史中多有记载，在途经新疆去往印度求法的僧人法显的著作中也有详尽记载。

一

　　《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是一部纪实性游记，成书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公元399年，为求取经律，法显从长安出发，历时15年，约经30个古国，行程4万余里，《佛国记》全面记述了法显的取经经历和行程见闻。该书以佛教内容为主，涉及我国西域地区和中亚、南亚、东南亚30个国家的地理、交通、文化、风俗、物产、社会生活、政治经济、自然景观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当时中外交通和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及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

和田地区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尚昌平摄

　　从长安出发，渡过沙河，法显等人来到西域。法显历经鄯善、焉夷、于阗、子合、于麾、竭叉6个古国。鄯善是法显到达西域的第一站，法显等人在此地住了一个多月，《佛国记》对鄯善的社会状况、文化风俗和信仰情况作了介绍。鄯善之后便是焉夷，在焉夷住了两个多月后，法显来到于阗。于阗是当时著名的佛教中心，为观看行像仪式，法显在此停留了3个月之久，对于阗的佛教信仰盛况描述得较为详尽。在子合国居住15天后，进入葱岭，到达于麾国。在于麾国，法显等人度过了他们离开长安后的第三个夏安居。安居结束之后，法显等人到达竭叉国，恰逢此国举行5年一次的无遮大会，《佛国记》对无遮大会供养僧众的情况也有具体的记载。《佛国记》记述了西域诸国的佛教状况，对研究西域佛教历史和文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

　　佛教传入于阗后，受到于阗国王的敬信推崇，造佛像、建伽蓝，十分隆重。《佛国记》对于阗国的佛寺有这样的记载：“其国中有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意为于阗国中有14座大寺院，小寺院不知道有多少，足见当时于阗佛寺数量之多。佛教寺庙不仅数量众多，有些佛寺还规模宏大，华丽庄严。彼时于阗城西七八里的王新寺修建已有80年，雕刻精美，装饰豪华，气势宏伟。《佛国记》是这样描述的：“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床牑，皆以金薄。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此外，竭叉国（约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还为佛牙建塔，《佛国记》有“国人为佛齿起塔”的记载。

　　佛教在当时西域的信众数量十分庞大。《佛国记》说于阗国：“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关于西域各国的僧徒数量，《佛国记》记载如下：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县）“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于阗国“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子合国（今新疆叶城县）“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竭叉国“有千余僧，尽小乘学”。从法显的记载看，当时西域各国僧人少的如子合国也有1000多人，多的如于阗则达到几万人。

三

　　《佛国记》对当时西域诸国的佛事活动也有较为翔实的记录。

　　一是僧团的活动。《佛国记》中记载了于阗国瞿摩帝大乘寺僧众过堂的情景：“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净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上述情景已不同于印度出家僧众行托钵乞食的惯例，却与中原地区寺院过堂的情景无异。过堂是佛教僧团修行中一项重要的修行法事，僧众闻犍槌声后共集斋堂，先是敲云板接引磬念供养偈供佛及僧，乃至六道一切有情，接着施食，最后结斋。进食过程中碗筷不许出声，更不许交头接耳，想要添加饭菜时，则以筷子示意即可。整个过堂进程庄严、肃穆。“共犍槌食”体现了西域与中原佛教仪制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外在形式上，都别无二致。僧团组织严密，戒规肃整，《佛国记》有焉夷国4000多僧人“法则齐整”的记述。

　　二是在家信众的活动。当时修建规模宏大的道场，主要由王室主持。于阗王新寺便是历经三代王室，用了80年才建成。于阗国民间信众则通过起小塔作僧房的方式来进行日常供养。《佛国记》记载：“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民间的供养尚且如此，社会上层的供养则更为隆重。《佛国记》提及：“岭东六国诸王，所有上价宝物，多作供养，人用者少。”当时西域还盛行在家居士的抄经活动，这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修持生活。考古发现表明，吐鲁番地区发现最早的抄经是晋元康六年（296年）的《诸佛要集经》。不仅是一般的比丘或清信士抄写佛经，连在公元422年，由于北魏统一河西而不得不由凉州迁都高昌的北凉最高统治者且渠安周，也写经以敬供养。

　　三是僧俗共同参与的盛大活动。《佛国记》中记载规模宏大的宗教活动当属“行像”和5年一度的“般遮越师”大会，这是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共同参与的盛大法会。《佛国记》生动描述了于阗国“行像”的过程。行像活动从四月一日开始，“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城门上搭起巨大的帐篷，国王和夫人及宫女就住在帐篷里。在离城三四里的地方做一个高三丈多的四轮像车，像车用七宝装饰，端庄宏丽。佛像立在像车正中，边上有两尊菩萨，还有诸天侍从。像车距离城门一百步时，国王要脱掉王冠，换上新衣，赤足持香，出城迎接。城门楼上夫人及宫女纷纷向下抛撒鲜花。行像活动从四月一日开始，到十四日才结束。国王自始至终参加，直到整个行像活动结束，才和夫人一起返回王宫。

　　《佛国记》也记载了竭叉国举行“般遮越师”即“五年大会”的盛况。大会时邀请四方沙门前来，国王和群臣供养众僧。或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三个月，时间多在春天。国王召集大会之后，再由群臣供养，时间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不定。供养结束后，国王同大臣把珍宝及僧侣所需之物布施给僧人，再从僧人手里赎回。

四

　　西域佛教是西域各民族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结果。这不仅反映在佛经翻译和佛教礼仪的改造上，更突出反映在雕塑、壁画、艺术造型以及音乐、舞蹈等方面。当然，各地也因文化背景的差异形成各自的传统，如代表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佛教文化，代表北道的龟兹佛教文化和代表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佛教文化等。

　　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要略晚于于阗。根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得知，龟兹佛教自公元3世纪进入全盛时期。《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僧侣近万人。”《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的《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对龟兹的佛教则有如下概述：“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可见当时龟兹统治者对佛教的虔诚和推崇。相比于阗、高昌等佛教中心，龟兹佛教文化的成就和地位更为耀眼突出。

　　魏晋时期，译经活动十分频繁，在众多译经传经的佛学大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西域人。以龟兹国为例，就有白延、帛法祖、尸梨密、鸠摩罗什、佛图澄等高僧。其中以鸠摩罗什最为知名。鸠摩罗什是著名的佛学大师和佛经翻译家，他对中原的佛教贡献非常大，今天很多佛经用的还是他当年翻译的版本。同时，很多西域的词汇也因此融入汉语中，比如“沙门”是龟兹语，“和尚”是于阗语，“佛”是龟兹语对印度语的译音等等。译经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再创作，鸠摩罗什、佛图澄等高僧不仅精通汉文、梵文，并且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佛教文学的繁荣加深了人们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有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西域佛教艺术博采众长，融合了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中原文化和本地文化等，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新疆现存的佛寺遗址及石窟等，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艺术价值，都以库车地区为最，这也是龟兹国留下的珍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今天的库车依然存留了包括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玛扎伯哈等在内的石窟群。著名的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是龟兹最大的石窟群，也是今天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石窟。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它反映了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服饰的历史面貌和成就。龟兹石窟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在世界佛教石窟艺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西域佛教的音乐和舞蹈也十分繁盛。在各地普遍流行的“般遮于瑟”大会上，信众以各种艺术形式宣传和演绎佛教的义理。通过戏剧、音乐、舞蹈、说唱等艺术形式表现义理，尤其受到欢迎，在于阗、龟兹非常盛行。此外，每逢佛诞节、盂兰盆会、涅槃节等佛教节日举行盛大集会时，也少不了乐舞助兴。这些内容在石窟壁画中得到体现，如伎乐图、伎乐飞天、反弹琵琶等。龟兹是著名的歌舞之乡，乐舞艺术兴旺发达，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与佛教的流传相伴相随，不仅盛行于西域各地，也对中原乐舞产生影响。

　　佛教文化的兴盛对西域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商贸往来、社会稳定和各民族间互相了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中国民族报》（2023年3月28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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