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国史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研究它、守护它，使它的精神魅力更出色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么，我们怎样来认识这个精神家园呢？

　　史学与历史文化认同

　　在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如《尚书》《诗经》《春秋》《左传》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到了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在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下，在《史记》中清晰地描述了中原及周边各民族的历史，从而展现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盛大气象。他认真考察、遴选历史文献，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揭开了中华文明历史舞台的序幕，为后世历代史家不断续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为后人所认同，《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在不同程度上仿效《史记》的做法。唐代的政治家、史学家承认魏收修撰的《魏书》的正史地位，并在新修《晋书》中以“载记”记十六国史事。元朝修宋、辽、金三史，使宋、辽、金三朝“各与正统”，清朝修《明史》等，都是历史文化认同的突出反映。清朝诸帝在祭文中所一贯称颂的“治统”和“道统”，则反映出更加自觉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是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和基础。

　　史学与历史经验

　　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从对于历史的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即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古往今来，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中包含的历史经验影响到政治决策，反映出历史经验、历史见识运用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价值。当然，历史经验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表现。清人王夫之认为，史书之所以为“鉴”，是因为它包含“国是”“民情”“边防”以及做人的准则等等。

　　史学与历史智慧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些智慧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另一方面又能够以精神产品的形式进行积累和传承。可以这样说，历史是人类智慧的重要源泉。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学人尤其是史学家，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十分自觉的认识。在唐初，人们对史官的规范性要求很明确，即“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隋书·经籍志二》）可见，史官要把前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活动尤其是在创造活动中积累的各方面智慧加以总结和记录，这是多么严肃而崇高的事业。史学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它能够向人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智慧。

　　史学与文化积累

　　史学作为精神家园的一部分，以文化积累的载体形式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如果说《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较多地记载了先秦时期人们在政治、军事、祭祀、伦理、礼法、风俗、民族等方面的活动和观念，那么《史记》《汉书》等纪传体（综合体）史书所记载的，则包含了前人在历史文化创造中多方面的活动和观念，即今天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以上事实表明，史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作为文化演进的载体，不仅具有记录传承的作用，而且具有能动的创造作用。

　　史学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认识发展过程中，培育并总结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自强不息、革新进取、与时俱进、居安思危等方面。

　　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这句话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一个民族只有自强，才能生生不息，繁衍壮大。历史的发展，又总是同革新进取相联系的。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正是在不断的革新进取中实现的。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华民族从不安于现状，而要努力求变，“通其变，使民不倦”（《周易·系辞下》），说明“通变”是人民的要求。按照宋人苏轼的说法，适应这种要求的人便被尊为“圣人”，因为“圣人”本是与时俱进的人（《东坡志林》卷五）。

　　历史总是要进步的，在取得任何进步、任何成功的情况下，都应居安思危，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这同样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千百年来，人们都在传诵这句名言。它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自警精神，经过长期的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一个突出方面。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清人龚自珍曾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这揭示了史书所包含和积淀着的忧患意识。

　　史学与历史教育

　　一个民族，总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不仅可以说明一个民族的过往历程、现实状况，还可以指示它的未来方向。关于这一点，世界各国有不少史学家的看法是相同或相近的。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人对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很早就有了自觉的认识。从《周易》说的“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周易·大畜》），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的人们在读史过程中可以“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都说明史书对于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近代以来，我们要特别提到李大钊对历史教育所作的阐述，他在《史学要论》中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地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已不只是一般的感召力量，还有一种深层的理性认识的力量——由历史感和时代感相结合而产生的力量。

　　尊重历史，重视史学，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责任，也是所有国民建设和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光荣义务。在这个精神家园里，我们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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