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紧紧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走西口》，这首曾流行于晋陕地区、传唱于长城内外的民歌，道尽了移民之路的艰辛，寄托了他们的真情和乡愁，展现了一部跨越300余年的移民史诗，掀起了中国北方的一次移民浪潮，推动了沿线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近日，中国民族报“道中华”对包头医学院刘忠和教授进行了专访，为我们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走西口”剧照。（图片来源：江西卫视）
穿梭口内口外的“雁行”人
“走西口”又称“走口外”“走场子”“跑口外”。“走西口”较之“闯关东”相对略晚一些。人口迁出地以山西的中北部为主，辅以山西南部、陕西榆林地区、河北和甘肃的临近地区，“走西口”人口规模前后多达数百万。人口流入地主要是今内蒙古西部地区。
清初，在今晋、陕长城以北、鄂尔多斯南缘有一条“禁留地”，也称“黑界地”“白界地”。清政府规定，明长城以北50里以内的地方不允许长城以南的民众越过长城向北去，也不允许蒙古人到这些地方放牧，故称为“禁留地”。
1696年秋冬至1697年春夏间，康熙皇帝在第二次（康熙三十五年）和第三次（康熙三十六年）亲征噶尔丹时，看到鄂尔多斯及临近的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左右翼地区有大片的土地适合耕种，当地人口较为稀疏；而晋、陕等地，特别是山西北部大同、朔州以及陕北多山地、沙地，地狭民稠，于是虽为封禁政策，但对于民间的人口移徙，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管控。首先，出现了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人。他们春天北上口外种地，到了秋收完后才能再回到老家。因像大雁一样南北依候而行，故称为“雁行”。以今呼和浩特旧城（明代归化城）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就成为明长城各口以南老百姓的首选之地，拉开了“走西口”移民大潮的序幕。民谣“雁门关上雁南飞，归化元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饿肚子）”说明口外已成为口内人们理想的生存之地。
“走西口”剧照。（图片来源：江西卫视）
“走西口”场景图。（图片来源：掌上巴彦淖尔）
鞋尖定方向，脚步量未来
“走西口”路途遥远，有的还需经过沙漠、戈壁，甚至时常会迷路，若遇到沙尘暴，还可能会被活埋。
因贫困，“走西口”移民的行装大多较为简单：挑一根扁担，一头捆着简单的行李，一头捆着行路用的盘缠。有更贫者，则连铺盖也没有，只有破烂不堪的烂皮袄，“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蠕在袖圪筒。”天黑时，找个平坦的地方，头枕鞋子和衣而睡，就算宿营了。半夜，有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豺狼吃掉。扁担不光用于挑行李，还能作为防身工具、露营当棚子支架、冬季过河可以防止掉进冰窟窿。
移民们干粮极为简单，用炒熟的黄豆、谷糠磨成面制成的糠炒面以及小米，途中若运气好，遇到有人家的地方，可以借火煮一点小米，这就已经是难得的热饭了，平时则吃糠炒面，碰到有水的地方用手捧起来随意喝几口即可。故当时有顺口溜“吃上糠炒面，喝上爬爬水（冷水），进圪肚里瞎日鬼（指肚疼），管它日鬼不日鬼，担上担出一身水。”苦难的移民们，也只能强忍痛苦继续前进。
“走西口”剧照。（图片来源：江西卫视）
长城内外移民路线
“走西口”以今山西、内蒙古西部的地图为主，可划为：
“走西口”河、保、偏路线图。（图片来源：掌上巴彦淖尔）
一是山西大同一带的人口移徙，以大同、阳高、浑源等为主要迁出地，走大同得胜口等，到达今乌兰察布市各旗县市。
二是以大同左云、应县及朔州的右玉、怀仁、山阴、平鲁，忻州的原平、代县、定襄、宁武、神池，太原的交城、文水，晋中的平遥、寿阳、介休、祁县等为主要迁出地，走朔州杀虎口，到达今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各地。
三是以山西忻州的河曲、保德、偏关为主要迁出地，过黄河到今呼和浩特的清水河县、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及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各地。
四是以陕北榆林市的榆林、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为主要迁出地，到达今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各地。
五是西来的，以宁夏平罗、甘肃民勤等地为主要迁出地，迁入乌海市、阿拉善盟各地及巴彦淖尔市临河、磴口、陕坝等地。
另外，以东还有以今河北张家口市的阳原、蔚县及山西的天镇县为主要迁出地，走新平口，到达今乌兰察布市的化德、商都两县及锡林郭勒盟各地。
位于山西右玉的杀虎口，走西口的重要通道之一。（王恩山 供图）
“走西口”途径站·坝梁。（图片来源：鄂尔多斯新闻网）
向死而生迈向“第二故乡”
一代又一代移民为了美好的生活前仆后继，体现出积极开拓、穷则思变、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经商的移民刚开始“走西口”凭“票”才能到口外，需领有印龙纹的“布票”。而种地的移民到了种地时节挑着担子，两边放着两个箩筐，筐里挑着两个孩子，领着媳妇、其他大一点的孩子，往往是走步去垦地，很少有骑马或坐马牛车的。在垦地劳作一年后，先是“雁行”，此后可能一两年才回去一次，再往后，可能就慢慢地在垦地（塞外）住下，成为本地（移入地）移民。
内蒙古民谣“头一天住古城，走了七十里整，路程不算远，跨了三个省。第二天住纳林，碰见几个蒙古人。说了两句蒙古话，甚球也听不懂。第三天，翻坝梁，两眼泪汪汪。想起家中人，痛痛哭一场。第四天，沙蒿塔，捡了个烂瓜钵。拿起来啃两口，打凉又解渴。第五天，三湖湾，遇见个鞑老板（蒙古人），问一声赛白努（蒙古语你好），给了碗酸酪蛋。第六天，乌拉素，扯了二尺布。坐在房檐下，补补烂皮裤。第七天，长牙店，住店没店钱，叫一声长牙嫂，可怜呀可怜”，体现着河曲、保德一带“走西口”人的艰辛。由于“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生存环境恶劣，他们选择了“走西口”。而通向西口的路并不好“走”，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特别是土匪当道，丢掉性命的人不在少数，死于沙漠、饿死的移民更不计其数，路上的移民尸骨也随处可见。他们以向死而生的勇气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越过长城，寻求新的家园。
“走西口”场景。（图片来源：鄂尔多斯新闻网）
据《丰镇厅志》记载：申彭龄，介休人，因贫不能存，与父由籍之丰，佣工糊口。后闻科布尔（今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政府所在地）工价昂，其父遂与龄往。路出察哈尔正黄旗界，至白彦沟，天大寒，平沙漠漠，四顾无村落，其父冻不能行，龄急脱己衣与父，欲父先行。父拒之曰：“汝不急行，父子俱毙于旷野。谁收吾骨？汝可先行，倘附近有人，可即将骑来，尚可重见”。龄赤身号哭而去。奔五六里，有蒙古坐落。龄投之，舌僵，犹以手指画其父所。蒙古人不解其意，急火之愈不能言，又以毡束身。横倒地上，历两时许始苏能言，而手足之指因前火故俱堕落，痛不能行，哭求蒙古人将骑至父所，而其父已冰。龄大痛，几不欲生，因念父尸未归，忍死垒石冢。蒙古人怜其孝，助以资斧，匍匐归丰，每为人言父死之故，声泪俱下，谓生不如死，得见父之乐也。踰年春融，负父归籍。后不知所终。该段记载足以说明“走西口”追求更好的生活，前路艰辛。
至今，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市郊有一处名叫祁太义地的地方，据说这是包头市最早的公墓，里面埋葬的都是山西祁县和太谷县通过“走西口”来到内蒙古的人，这块墓地，是前人合伙买下的，专门安葬那些再也不能回到家乡的人，因为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所以从此葬在了这里。可以说“走西口”是关内人在走投无路之下的一次豪赌，赌的便是生存的希望。
包头最早的“走西口”移民墓地。（图片来源：江西卫视）
从南至北，“走西口”移民中有众多民族，草原上的人民敞开胸怀接纳了移民。从准格尔旗蒙古文档案里也能够看到他们对接纳汉人的包容。如今，呼和浩特80%的汉人，都是山西人走西口留下的移民后代，体现着各族民众团结互助、和谐相处的人文精神，也彰显着艰苦奋斗中的各民族融合史。
“走西口”。（图片来源：鄂尔多斯新闻网）
“走”出来的城市
大规模移民以及商业的发展对城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一直盛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说法，虽然现在来看有夸大性，但晋商的作用不可谓不大。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包头蒙租合同》，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包头由村到镇再到城的一个演变过程。包头真正成为一个城市并非很早，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包头第一次从地租里看到有街的出现，之后有了前街、后街等街名，并在不断发展、壮大，也说明包头完全是“走西口”走出来的一座城市。而对于“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主要指有围墙的包头城。包头城墙修筑于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复盛公商号却在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就已在包头经营了。但包头的兴盛、发展，不是“复盛公”一家商号力所能为的，是由各行各业共同努力的结果。故“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实际上是历史上成功的“广告”宣传语，是对“复盛公”晋商号极大的宣传，所以“走西口”对晋商的发展壮大影响深远，以致“乔家大院”后来成为了致富商的代名词。
可以说包头城、归化城、绥化城、托克托城等类似城市雏形的出现与形成，移民不可谓影响不大。包头等城市由此慢慢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长城以北重要的商业重镇。
复盛公合影。（图片来源：磴口旅游局官网）
包头记忆。（图片来源：包头新闻网）
“第二故乡”产生文化新元素
“走西口”体现着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互动，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时至今日，内蒙古西部的文化艺术“二人台”，便是“西口文化”最集中的代表。有个剧目汉语为“十对花”，蒙古语则叫阿拉奔花，就是“十对花”的蒙古语发音。唱词中既有汉语词汇，也有蒙古语词汇，当地人称“风搅雪”。包头市还形成了一个独特剧种叫“漫瀚调”，既有蒙古人的曲子，又掺杂着山西人的调子，山西人爱唱小曲，陕西人爱唱信天游，结合上蒙古语的调子，就形成了新的“漫瀚调”。
漫瀚调情景歌舞《美好家园》。（图片来源：鄂尔多斯新闻网）
包头乔家金街“走西口”塑像。（图片来源：掌上巴彦淖尔）
今天，走在大街上，仍能感受到蒙汉文化长期交融的历史气息，如今的呼和浩特市仍然满满的“山西味”，晋语仍然是今天呼和浩特的第一方言。呼和浩特的部分街道如定襄巷、大同巷、忻州巷等均与山西有密切关联。
汉、蒙等各族民众在长期交往交流融合，相互通婚，风俗、习俗，饮食都在不断地发生改变。蒙古族以前只有“白食”和“红食”两种，“白食”指奶制品，“红食”指肉类食品。后来，谷子、小麦、玉米也成了他们常用的食物，实现长城以外农牧并举的多元文化。
移民过程中长城内外早已成为紧密互动的融合体，关内关外、口内口外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产生了新活力，这正是体现中华各民族交流互融，边疆与内地互动的重要见证。今天重新回顾移民中的包容互鉴精神，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重要体现。
受访者简介：
刘忠和，包头医学院中医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史学会理事、包头史学会理事、内蒙古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自治区昭君文化研究会理事；包头博物馆理事会理事、包头西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有学术专著《走西口历史研究》，主编图书1部，完成内蒙古社科规划办课题1项，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胡俊
采写 | 张爱龙
编辑 | 郭晖
制作 | 胡琪
（编辑：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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