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帕提亚帝国、贵霜帝国和中国汉帝国，被视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四大帝国。汉朝和帕提亚（中国史书上的安息）、贵霜（中国史书上的大月氏）都有更为直接的联系，而被汉代中国史书称为“大秦”的罗马，与中国的联系比较间接，其对遥远东方国度的想象起源于丝绸，因此将亚洲东端的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称为“赛里斯”，即丝的国度。

　　（一）

　　罗马共和国末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赛里斯的丝绸传入罗马。丝绸质地轻柔，是罗马的亚麻布所无法比拟的，让罗马上层和妇女大开眼界。公元前46年，恺撒为使罗马的观众免遭阳光暴晒之苦，将丝绸幕帘置于观众席的上面。数年以后，罗马人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髦。从古罗马的文人笔下，可以看出当时丝织品的流行。罗马诗人奥维德的《恋情》中出现了“赛里斯人的面纱”，犹太籍罗马作家约瑟夫斯的《犹太战史》描写了罗马战士的“丝绸衣袍”。对于赛里斯丝织品的描述，已成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古罗马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时丝绸价格十分昂贵，1磅丝绸价值1磅黄金。罗马有识之士对丝绸之风的盛行及金银大量外流感到忧心忡忡。公元14年，罗马元老院通过法令禁止罗马男性穿丝绸服装，还对妇女使用丝绸作了一定的限制。然而这一禁令并未阻止罗马上层对丝绸的追捧。著名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曾感慨地说：如果不同赛里斯人进行丝绸贸易，我们还能穿衣服么？这句话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丝绸贸易对罗马人服饰的意义。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丝绸的大量西销，导致罗马金银外流严重。

　　虽然罗马人很喜欢丝绸，但是对于如何生产缺乏了解，普遍猜想丝源自树上的“羊毛”或“白毛”。罗马诗人维吉尔写于公元前1世纪的《农事诗》中提到，“赛里斯人从树叶上梳下纤细的羊毛”，误以为这就是丝。“小树林中采集的枝条上的羊毛”，成为罗马人对中国丝的普遍认识。

　　最早认识到丝并非来自树上的欧洲人，是公元2世纪中叶的希腊裔罗马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他在《希腊志》中记载了赛里斯人通过“赛尔”（蚕）获得丝的过程，但《希腊志》在当时并未流传开来，多数罗马人仍认为丝源自树上。4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阿米安努斯在《罗马史》中更是离奇地写道：“赛里斯人经常向这些树木喷水，这种树生产像绒毛一样的东西。他们将这些绒毛搅之于水，抽出非常精细之线，并将其织成赛里斯布。”直到6世纪中叶，东罗马史学家普罗柯比在《哥特战记》中，记载了查士丁尼皇帝从印度僧侣手杖中获得赛里斯蚕种一事，中国人养蚕缫丝的秘密才被欧洲人知晓。

　　中国蚕丝的输入，推动了东地中海世界纺织业和原料加工业的繁荣。丝运到罗马后，常被拆解再作加工，以制成罗马人喜欢的服饰。地中海东岸的推罗、西顿、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都成为罗马丝绸制作加工业的中心。西顿人将丝织品染成在罗马世界象征尊贵的紫红色，作为奢侈品提供给罗马的上流社会。中国史书对此也有记载，曹魏鱼豢所著《魏略》中说，大秦国“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

　　（二）

　　“大秦”和“赛里斯”这两个相距万里的民族，经历了从陌生和误读到熟悉和对话的过程。西亚的帕提亚帝国曾献给汉武帝“善眩人”，即来自罗马的幻术家，这些罗马魔术师让汉武帝大悦。在中国人的想象里，罗马的“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英闻之乃止”，这一次，中国人西赴罗马之路未能成功。然而在3年后，罗马的民间使者却成功到达了中国。据罗马的大学者托勒密记载，罗马马其顿行省的著名富商梅斯，派了一个代理人的商团，历经7个月，通过陆路到达洛阳。这和《后汉书》记载的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西域蒙奇、兜勒内附”，其实是同一件事，蒙奇即马其顿，兜勒或为推罗，当时都是罗马行省。马其顿梅斯商团成为第一批到达中国的罗马人，也是由陆路丝绸之路到中国的首批欧洲人。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勒留）的使者从罗马到了洛阳。《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些人是第一批由海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由此可见，公元2世纪中后期，罗马与中国之间的海路交通已畅通无阻，商业贸易活动频繁。当时已经形成沿欧亚大陆南部的海上交通圈，商业活动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中间是红海、阿拉伯半岛、印度洋沿岸，东到太平洋西岸，通过海上商业贸易活动，原先分散孤立的欧洲文明圈、埃及文明圈、印度文明圈以及中国文明圈连接互通起来。公元1世纪至2世纪形成的商业交易和文化交流网络，是人类早期文明史上不曾有过的壮举，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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