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日章：以行动服务社会
项秉光
余日章是中国基督教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身上有多重身份，他是一个教育家，担任过中学老师和校长，推动中国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他是一个外交家，多次参与外交活动；他还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基督教领袖，1922年当选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推进基督教的本色化，使基督教服务社会、融入中国。
余日章资料图片
1882年11月，余日章出生在湖北武昌粮道街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余文卿是武昌圣公会高家巷圣约瑟堂的牧师。1895年，余日章进入圣公会在武昌所办的文华书院读书。1900年，余日章入圣公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升入圣约翰大学。1905年春，余日章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回到武昌执教文华书院。3年后的秋天，余日章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教育科学习。留学期间，余日章与王正廷、曹云祥等人发起留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并出任副总干事。1910年夏，余日章以论文《论中国的旧式学校制度》获得硕士学位。这年12月，余日章回国，结束了求学生涯。
在余日章人生的前30年，他的学习和短暂的工作一直处于基督教圣公会的影响下。教会学校提供了全新的教育模式，体育、辩论和演讲活动使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演讲和辩论能力都得到充分锻炼，余日章以自身的才华与社交才能崭露头角。
1900年后，社会名流中不乏基督徒，教会学校以新式教育培养的人才活跃于社会。但是，基督教与权贵和精英结合所制造的声势并没能掩盖它难以融入本土社会的事实。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中国的民族救亡情绪高涨，而且科学的传播使得反教思潮又加入科学内容，中国人意识到社会进步可以依赖科学而不是基督教。
此时，基督教传入中国已近百年，百年间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处于持续的紧张关系中。为了让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之中，消除两者的冲突，许多有识之士竭尽心力，余日章也是其中一员。他们提出基督教的本色化，摆脱“洋教”色彩，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
1913年1月，余日章进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任演讲部主任干事。3年后，先后任青年会代理总干事、总干事。
1885年，中国最早的基督教青年会在福州发起，随后各地相继成立了青年会，1912年10月在北京联合成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但是，青年会实际上控制在西方人手中。以余日章为代表的这一代中国基督教徒，更能感受到西方殖民势力对教会的影响。他批评一些传教士“存在尊己卑人的心理态度，主张控制人、指挥人”，认为他们在传教时“不问中国需要与否，意将西方基督教运动中的习惯与经验，移植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日益增长的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余日章等人也有深刻的感受，他们力图改造中国基督教，使之能够与国家民族的精神契合。1920年，余日章发表演讲，提出要将青年会的宗旨与富国、救国联系在一起，尝试把青年会转型为一个爱国的、服务社会的、具有世俗特征的组织。他在演讲部任职时曾在全国各地演讲，演讲时到处挂着图表、幻灯、仪器和模型，传播科学与教育救国的理念。1922年，他正式提出以公民教育为青年会的工作方向，公民教育的主旨是唤醒国民的道德觉悟，培养国家公民以振兴国家，实现“人格救国”的最终理想。它分为对内对外两个内容，对内提倡“广义的、建设的、纯正的爱国心”，对外则以研究不平等条约为要点。其主要形式是在各地举行演讲，举办展览会、戏剧和征文比赛等活动，出版相关书籍。青年会的出版物中，除了宗教类之外，还包括科学常识类、文艺类、国际问题类等利于社会应用的书籍。余日章希望通过对民众进行现代公民教育，将国民培养为在精神和见识上合格的现代公民，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余日章还是平民教育的支持者。1920年，晏阳初等人从美国回国，他们的平民教育计划获得了余日章的赞许。他在青年会智育部下面增设平民教育科，聘请晏阳初等人出任干事。平民教育是公民教育的基础，为那些不识字的民众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比如识字教育。晏阳初等人重新编辑《平民千字课》，在长沙、杭州等地为平民提供4个月的识字学习试点。试点取得成功后，晏阳初转任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继续合作推进平民教育事业，从千字课扩大到平民高级学校、平民图书馆、平民同学会、平民讲习会。此后15年间，在青年会学习的平民学生达25万人，平民千字课课本销售达百万册以上，影响巨大。
青年会是中国基督教一个跨宗派的组织，在余日章的主持下，从关心个人道德伦理问题，转到关心社会就业、福利、贫富等问题，关心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福祉。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让中国人理解和接纳基督教；通过与国家共同奋斗与进步，推动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
余日章与清末革命党人有着密切来往，曾与他的父亲利用圣公会的关系营救革命党志士刘静庵，他本人也被清政府列入准备逮捕的革命党名单。在武昌起义初期，余日章奉主教之命成立临时红十字会，建立医院，救治伤员，甚至亲自奔赴前线，这是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组织。他毛遂自荐，孤身进入清军军营，劝阻清军炮轰武昌城的计划。他曾任革命军“总理后路粮台”，借着红十字会的掩护，将万石军粮运进城中。又因精通英语、法语，余日章担任了黎元洪的英文秘书，涉足外交领域，还曾经参与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撰写。
1932年，抗战形势紧急之时，余日章赴美访问，进行“国民外交”，宣传抗日。正当他会见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讨论抗战问题时，忽然收到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忧心祖国命运的余日章闻此消息，激动之下大脑溢血。1936年1月22日，余日章在上海去世，年仅54岁。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9月20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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