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承祯:承上启下的道教理论家
焦玉琴
唐开元九年(721年),大唐王朝东都洛阳的宫殿内举行了一场庄严隆盛的授箓仪式,唐明皇李隆基亲受道教法箓,成为一名道士皇帝,为他授箓的正是著名道士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 资料图片
出生于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的司马承祯(647年-735年)是上清派宗师。他虽出自官宦世家,但薄于为吏,笃学好道。21岁时入道嵩山,事潘师正,学习上清经法及符箓、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司马承祯学习十分勤苦,初学道时,“以瓦砾百片,置于案头,每读一卷《度人经》,则移瓦一片于案下”,用这种方法作标记,每日读书上百卷。司马承祯学成后,遍游茅山、王屋山、衡山等诸名山访道,后于“连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木郁郁,四时并青”的浙江天台山结庐定居,自称“白云子”。
司马承祯于人品及学术负有盛名,数位皇帝都曾诏请入京,向他问道,被尊为帝师。武则天闻其高名,请至东都洛阳,亲降手敕加以赞美。景云二年(711年),睿宗李旦令兄长迎司马承祯入西京长安宫中,问以阴阳术数和修身治国之事。司马承祯以老子无为之意进言:“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阐述了顺应自然的无为之旨和身国同治的道理,睿宗听后深表赞许。后来,睿宗确实禅让皇位给儿子李隆基(即唐玄宗),体现了道家不争、无为的精神。司马承祯婉拒睿宗希望他留在长安辅佐朝廷的邀请,恳请还山。睿宗知其雅善音律,遂赐赠宝琴等物,并撰敕书,以“白云悠悠,遥若天际”表达惜别之意。朝中公卿赋诗相送者百余人。
其中有好友卢藏用,曾隐于终南山,后官居要职,有“随驾隐士”之称,见司马承祯将还天台,就指向终南山对他说:“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司马承祯以诙谐而讥诮的口吻说“以仆观之,乃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由此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司马承祯无意仕宦,相传睿宗再三诏请,他才应召出山,可离开十余里就后悔了,后世便称此处为“司马悔山”(今台州天台山北),是道教第六十福地。
唐玄宗深信道教,在唐代帝王中,与司马承祯关系最为密切。他采取一系列政策推动道教发展,使道教进入全盛时期。首先,提高道祖老子的地位,尊《道德经》为诸经之首,亲为之作注,颁行全国;数次给老子封爵加号,以至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其次,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即《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开科取士;并设置崇玄馆、玄学博士,等等。最有说服力的是由司马承祯主持仪式将自己度为道士。玄宗宠爱的贵妃杨玉环亦入道,道号太真。大诗人张祜诗“日光斜照集灵台,红树花迎晓露开。昨夜上皇新授箓,太真含笑入帘来”,即是对授箓情景的描绘。
为唐玄宗授箓后,次年,司马承祯请辞还天台。玄宗以诗相赠,标举司马承祯高蹈出尘之风,亦流露出对这位贤才的不舍之情。为方便以后召见,玄宗命司马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后敕额“阳台观”。司马承祯之所以选择王屋山,除了是其故乡的原因外,还因这里不同于终南山有成群的隐士和游人,也不像嵩山有众多的佛寺和道观,可以隐于“山林寂系”的清幽寥廓中潜心修炼。不久,玄宗令胞妹玉真公主至王屋山拜司马承祯为师修道,王屋山因此道风大盛。司马承祯作《天地宫府图》,称王屋山为“清虚小有”之天,将其列为洞天福地之首。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将道家的“洞天福地”说系统化、理论化,将分散各处的道教修炼场所规范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后,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继承其说并加以发扬。
开元十二年(724年),司马承祯再应玄宗之召入京,讲授上清经法。玄宗厚爱之,从其所请,敕五岳各建真君祠一所,主管祭祀。这意味着道教取得了参加国家重要祭祀的权利,大大提升了道教的地位。这一由司马承祯首开的先例,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事件。
司马承祯是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主要著作有《坐忘论》《服气精义论》《天地宫府图》等,皆被道教类书《云笈七笺》收入。《服气精义论》详细记录了几种服气功法的施行步骤、方法,探讨了服气养生与治病等关乎生命及生命本源的问题。所谓“服气”,亦称“行气”“炼气”“食气”,是呼吸吐纳及导引等养生方法的内修功夫。司马承祯的服气养命理论对道教传统养生功法加以总结和继承,他对道教修炼理论的发展,主要在于后期著作《坐忘论》中。
《坐忘论》是神仙道教理论的重要著作,以修道明理、入室炼性为主旨。“坐忘”一词,源出《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达到坐忘即至于一种外忘其身、内忘其心的修炼境界。司马承祯以《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为依据,融合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和佛家的禅定、止观等思想,提出“安心”“坐忘”的修炼方法,围绕核心思想“守静去欲”,按修炼功夫的次第分为7个步骤: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这7个步骤也是修道的7个阶次,一阶高于一阶,愈往后愈接近于得道状态。
隋唐时期道教外丹风气仍十分盛行,司马承祯发觉外丹术的弊端,于是转向大力提倡修心明道、精神心性的修炼实践。其“守静去欲”的心性修炼理论引导道教修炼重心发生了转移,从外丹的以炼形为主发展到注重身心一体、性命双修的阶段,是早期道教重丹鼎服饵、符箓祈祷、服气炼形以求长生理论的提高,同时使当时流行的重玄清谈的风气转向具体的宗教实践。司马承祯的学说对后来宋代的内丹学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司马承祯多才多艺,是全能型的道士,一生著述除道教经书、经赞外,还涉及诗词文赋、碑序铭表、乐曲琴论、医药本草等,十分丰富。同时精于书法,擅长篆、隶书,自成一体,被称为“金剪刀书”。玄宗令其用三种书体书写《道德经》,司马承祯刊正其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司马承祯不仅善于书画,还擅长制作铜镜、宝剑、琴等物,曾于千秋节时献给玄宗八卦纹镜一枚。千秋节是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而确定的皇帝寿节,节日之时,全国举行庆祝活动,皇帝赏赐群臣,四品以上官员赐“上金镜”,同时臣僚也要向皇帝献镜。司马承祯所献八卦纹镜颇受玄宗重视,乃御制诗一首《答司马承祯上剑镜》:“宝照含天地,神剑合阴阳。日月丽光景,星斗裁文章。写鉴表容质,佩服为身防。从兹一赏玩,永德保龄长。”从诗中可见司马承祯扶正除邪的道家气质。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司马承祯于王屋山羽化,享寿89岁。玄宗封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司马承祯有弟子70余人,不乏道门中坚。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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