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从来都不只是测绘学的产物，而是其制作者或委任者政治文化观、地域边疆观、族裔文化观的载体。16世纪以来，驱动欧洲地图工业发展的是航海发现时代的殖民与贸易需求，这一时代的地图奉精确性为圭臬：一张地图越是自诩为对空间的客观再现，就越能宣称自己是“有用的”，这种导航至上的实用主义地图观至今仍难以撼动。

　　然而在此之前，主流欧洲中世纪地图却并不以“有用”为起点，画在羊皮或牛皮上的地图也很少是追求效率的“寻路指南”，而是一种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的图文叙事。中世纪拉丁文和各主要俗语（古法语、中古英语等）中都没有能准确对应现代“地图”概念的词汇，而多用其他名词代指地图，它们包括但不限于：pictora（图画），tabula（图表），descriptio（描述），histoire（故事或历史）。现代英语中表示地图的名词map来自中世纪拉丁文mappa，意为“布料”，“世界地图”（mappa mundi）一词在拉丁文中的原意即“世界之布”。中世纪地图是由色彩、事件、物种与概念织成的百衲被，继承了普林尼式古典博物志视角的百科图鉴，写在兽皮上的超链接。

　　中世纪地图是地理与历史、知识与信仰的产物，是炫耀制图者渊博知识和精湛画技的动物图典，也是关于宇宙创世和人生愿景的寓言集。它们虽然处处体现出编绘者对“别处”和“他乡”的了知，却并不展示近代以来“世界主义”一词的内涵，反而充满了表现异域恐惧症的图像和铭文，同时又看似矛盾地呈现出对“东方”诸国之丰饶物种、物质财富和异质文化的迷恋。

　　在欧洲中世纪制图师和异域志作者笔下，“东方”是个宽泛的概念，除了亚洲的全部之外，包括红海地区在内的非洲众多区域都被归入“东方”。非洲的其余部分虽然被划入“南方”，在地图铭文和异域志中却被归入广义上的“东方”，那里的族裔和物种也被称为“东方人”“东方造物”。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眼中，越是接近地图边缘，分布的物种就越“非我族类”，怪兽和异形人永远居住在边地。10-15世纪的欧洲制图师将对未知的焦虑和对异域的向往投射到自己从未踏足的东方，与诸多俗语异域志中的文字记载相互补充，构成了一套图文互注、纷纭繁杂、逻辑时而自洽时而矛盾的“东方叙事”。我们以最有代表性的“T-O”型世界地图为例，试论其部分特征。

　　所谓“T-O”型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最常见的一种世界地图范式，也称作“T-O世界之布”。以现存“T-O世界之布”中尺寸最大的、约绘制于1300年的英国赫里福德地图为例：圆形的O勾勒出世界的边界，T的三支分叉标识着当时欧洲人眼中的三大中心水系（尼罗河、顿河与地中海）并将世界分作三块，上方的半圆是亚洲，左下与右下的四分之一扇面分别是欧洲与非洲，三部分各被看作诺亚三支后裔的家园。美洲的名字16世纪才首次登上欧洲出产的世界地图，澳洲则要到19世纪初。我们如今早已熟悉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定位模式，但在“T-O”地图上位于顶端的却是东方，遥远的东方被认为是伊甸园的所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处，也是基督复活后进行末日审判的地方，人们相信那里是尘世看不见的新耶路撒冷（或称“天国耶路撒冷”）的所在地。鉴于“东方”（拉丁文oriens）在“世界之布”上的特殊地位，orient这个动词在现代英语中仍被用来表示一切定位，“东”成了中世纪人在地图上确定其余所有方位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的定位点位于“T-O”地图的圆心，也是一座真实的东方城市：地上的耶路撒冷，看得见的尘世之城。虽然大多数中世纪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亚洲的任何城市，但耶路撒冷作为基督徒在此世的终极精神家园，其象征性的朝圣位置无论在人们心中还是地图上都不容忽视（常被画为一座巨大的圆形堡垒），随着数次十字军东征的推进越发如此。像赫里福德地图这样挂在教堂墙上的展示物尺寸庞大，没有比例尺，地理信息欠准，无法揣进口袋被当作现实中的朝圣指南，但它的制作意图和精髓却与对朝圣之旅的激励和启示联系紧密。只不过根据不同的出发地，每位观者必须在迷宫般的地图上基于有限的地标，在心中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向东方的独一无二的朝圣路。离开了“东方”，“世界之布”将失去框架和准轴，并在精神意义上变得支离破碎。

　　虽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定位和象征意义，中世纪“世界之布”上的东方却也是形形色色的异形人、幻想动物和杂交怪兽群魔乱舞之地，是制图师安插道听途说的异闻、继承自古书的奇谈和想象中“非正常”生物的地方。单举种类相对有限的异形人来说，东方大地上最常出现的有扇耳人、狗头人、伞足人和无头人等，图像旁通常有标明其名称和寓意的拉丁铭文，这些地图铭文常能与同时代异域志中的文字描述构成有趣的互文。比如上述古英语《东方奇谭》对无头人有如下描述：“生来没有头，他们的眼睛和嘴长在胸前，身高八尺，宽亦有八尺”。对照地图上的视觉表达，活脱脱像《山海经》中“刑天”的形象。同样被归入“东方”，那些位于非洲（实际地理位置为欧洲以南）的异形人常被刻画为道德上更可疑乃至邪恶的种族，被冠以黑色或深色皮肤，甚至被《东方奇谭》的作者直接叫作“敌人”；对亚洲居民的态度则毁誉参半，亚洲诸国常被描述成地大物博的富庶之地，但其财富往往被同七宗罪联系在一起（傲慢、贪婪等）。

　　这些错综复杂的态度也反映在地图和异域志对东方动物及怪兽的刻画中。这些逡巡在地图边缘的怪物和怪人，折射出中世纪欧洲人对未知疆域的恐惧和焦虑，也意欲向其读者传递基督教末世论的威胁：如果上帝能让一些人生出狗头、双耳垂地、五官生在腹背，那当然也可以使恶人在地狱遭受更恐怖的折磨。想象中东方的奇异种族在基督教中心主义视角下成了活生生的道德教科书：根据中世纪病理学的寓意原理，“没有无辜的麻风病人，没有无辜的怪胎和病患”，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器官发生了扭曲，若不是污鬼住进了他的身体，就是他内心扭曲的外在体现。地图上这些“人间失格”的东方族裔成了劝人行善的一种“死亡预警”，体现出中世纪人对故乡和别处、本族与他者的区分。

　　一种世界观孕育一种世界地图，而地图又会反过来重新影响其产地的世界观。从神学至上的“T-O”地图到军事优先的条形地图，从着重福音传播的真福地图到优先表现气候的带状地图，从整合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地理传统的区域地图集到想象与实证并存的波特兰海图，欧洲中世纪地图不是遵循单一规则的对现实的客观再现，而是众多探索世界并尝试对之进行描述和论证的方式的集合。通过收集、梳理和归类大量零散分布于地图图像和铭文中的“东方叙事”，我们能更深入地追溯这些中世纪异域想象体现的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从而更好地理解近现代欧洲民族国家意识、地理边疆认知以及族裔身份意识背后的渊源。

　　（作者：包慧怡，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英国中世纪世界地图中的‘东方叙事’图文研究”负责人、复旦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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