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宗教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数字人文宗教与宗教舆情研究室承办的首届世界宗教热点研究论坛“新冠疫情下的世界宗教”通过视频会议召开。

　　2019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数字人文宗教与宗教舆情研究室”。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设立了“世界宗教热点及宗教舆情研究”的创新工程项目。

　　本次论坛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新冠疫情下的世界宗教态势”“瘟疫与宗教史”“推进宗教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在开幕致辞中说，新冠疫情前所未有地冲击了全球的实体宗教，对宗教的发展格局提出了挑战。在意大利疫情暴发之际，罗马天主教通过远程直播的方式进行每周日的祷告仪式，这打破了千年来的传统。新天地教会的活动导致韩国的疫情进一步加剧。美国加州的基督教会向当地法院提交了起诉书，认为州政府的社交禁令侵犯了信徒的宗教权利。疫情期间，世界不同宗教团体有着不同的活跃度，宗教与政治、经济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反思疫情、推进宗教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丰富案例。

　　应对全球风险中的宗教风险

　　郑筱筠在主旨发言中说，全球化时代不仅将人类的经济活动全球化，而且也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由区域性、局部性的风险扩展为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如何应对全球风险中的宗教风险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挑战。全球性问题只能从全球性的对话或合作中，通过多边方案来解决。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让世界各国相互了解、文明互鉴，多途径参与全球治理，共同面对全球风险的现实挑战。在宗教治理方面，要探索化解全球风险时代宗教问题的多边治理的方法与经验，形成全球宗教风险防控治理机制，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梅身处武汉，全程观察、参与了武汉抗疫，并以此反思中国宗教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她认为，武汉抗疫堪称一个大型的社会科学实验：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在封闭状态下的运行和民生保障，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的调度和后勤支援，灾后的社会疗愈和经济恢复等等，都需要精细、周密的社会科学解决方案。世卫组织对中国新冠疫情防治的评价是“中国的应对是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的“独特性”恰恰是一直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未能予以充分重视的。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宗教学研究，应该特别重视中国的独特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海波说，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宗教界大多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采取相应措施，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但也出现了诸如韩国新天地教会、法国基督教开门教会、以色列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等数个团体因聚集而引发病毒扩散或构成潜在危险的事件，这些事件要求重新反思宗教的公共性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峰认为，在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中，宗教群体的自主行为与公共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宗教有应对疫情的各种工具和多样选择，但同时需要由此反思自主治理能力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数字人文宗教与宗教舆情研究室副主任李华伟认为，疫情对一些国家的“教会形式”造成了冲击，但同时要特别注意到，疫情期间，大型教会由于掌握大量资源而影响力倍增。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吕其俊讨论了新冠疫情下日本宗教界的应对方式，反思了日本宗教团体的特质，并认为，认识、分析、理解日本各宗教团体在疫情中“本分应对”和“自然而然”的理念，是中日两国更加深入了解、加强交流协作的一个切入点。

　　疫情是对宗教组织的一次检验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盖建民说，在我国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中，道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汉魏年间瘟疫频发，道教正是伴随着瘟疫防治的活动而产生、发展的，可以说瘟疫是道教产生并发展的一个直接催化因素，道教也因此留下了驱瘟断疫、济世度人的传统。伴随着道士对社会“时疫”阻截攘除，道教医学得以孕育而生，留下了大量医术和医书，道教医学“医世”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副主任李志鸿也认为，道教提倡济世救人，在瘟疫防治的过程中积极作为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道医整理并留下的许多药方对于今天治疗一些急性传染病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丽珠分析了各国对疫情的不同应对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她认为，人们如何认识瘟疫，用什么方式来应对尚无特效药和疫苗的新疫情，这与文化相关联。中国人对疾病的态度，与我们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奎说，社交疏离是防控新冠疫情的最有效的物理手段或应对策略之一，以信众密集接触为特征的宗教活动，在全球范围不得不按下暂停键。但并非所有的宗教团体都遵守社交疏离原则。全球性瘟疫对于宗教组织的抗压能力提供了检验机会，全球性瘟疫的超时空压缩效应可能会推动既有宗教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李林认为，对瘟疫如何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宗教的命运。如果一种宗教不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那么这种宗教的“合法性”必然大大受损。瘟疫在人类宗教史上曾经并且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是推动宗教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在瘟疫大暴发的时代，宗教应对着瘟疫，另一方面，各种宗教、各种教派也在经受着瘟疫的“自然选择”。

　　新冠疫情下的互联网宗教

　　新冠疫情之下，全球不少宗教团体积极开展线上活动，这给宗教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认为，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固有的社会交往方式、宗教信仰结构都遭受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是交流的需要，一方面是严格的隔绝，这强化、激活了网络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编审袁朝晖说，伴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和蔓延，欧美的公共宗教服务遭受严重打击，其网络宗教宣教活动迅速崛起，并在占据“信仰空间”的同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网络宣教的“异端化”和宣教活动“失控”的倾向。因此，对于网络宗教活动，特别是社交媒体中的宗教传播，应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数字人文宗教与宗教舆情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向宁认为，新冠疫情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注意力投注的意愿、渠道、比例等。移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的使用，从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小程序、长视频App再到抖音、哔哩哔哩等，线上公共空间的参与方式发生了多次的变迁。传播的信息演化经历了从文本到多媒体，多媒体从长视频发展到短视频的过程。相伴其中的碎片化、目标导向及其好奇心经济、社会自我效能感、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等，引发了跨学科研讨。麦克风的“大众化”重估、APP使用中的阶层化形态、公共生活中信息素养和行动素养的挑战、数字化生存等，这些引发的宗教信息传播及发展态势的变迁，亟需重视和更深入的分析。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东学院院长副教授侯宇翔讨论了疫情下的伊斯兰教。他指出，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以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主体的中东、北非国家，采取限制人员流动和宗教活动的措施，这激发了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穆斯林新社区的出现。但同时，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也企图利用此次疫情再度崛起。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梁卫国探讨了邪教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特征、原因。他认为，近年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正悄然突破现有的邪教传播管控渠道。一些邪教利用新技术的匿名性、互动性等开展反侦查，使得治理工作异常复杂。

《中国民族报》（2020年7月7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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