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过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史学工作者关于本学科基本理论的探索始终没有中断，而如何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则是人们思考与实践的中心问题。商榷与收获、经验与教训、反思与进取，虽有坎坷但努力的方向没有改变。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指出了考察一定时代的理论思维的路径和方法。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之构建提出这样的设想并开始做探索性研究，即：努力做到三个“认识高度”，考察两个“研究对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

　　三个认识高度

　　李大钊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道路，至今已近百年。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建立、广泛传播、反思与进取几个阶段，直至新时代所面临的新前景，即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了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前景，史学工作者首先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作为。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要在认识上和具体研究上立足于三个“高度”，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高度，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阶段的高度，立足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史学遗产新起点的高度。这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保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了中国国情、时代特点和对未来美好前景的追求，不仅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具有先进性。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历史观。又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对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高瞻远瞩。实践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立足于这样的高度，才能高屋建瓴，保证研究的先进性。

　　在近百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三十年代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四十年代有蔡尚思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吴泽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五十年代有范文澜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六十年代有翦伯赞的两篇名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八十年代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论述，九十年代末有《刘大年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系列研究，本世纪以来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等著作出版，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高度，可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史学拥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和优良传统，如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德、才、学、识，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事实、褒贬、文采，知人论世，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通史家风；等等。对于这些观念和问题，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并融入当今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之中。显然，这是史学工作者对待史学遗产认识的新境界、新高度。立足于这样的高度，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凸显鲜明的民族性。

　　两个研究对象

　　这里说的两个研究对象，一是历史理论，即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一是史学理论，即关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关于历史理论的著作。1983年，尹达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重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总结方面都作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把历史理论、史学理论这两个研究对象都包含在考察、论述的范围之内，并在结构与表现形式上作出合理安排。

　　不论是历史理论研究，还是史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它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这一要求和目标，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明确认识的。我们认为：关于历史理论，在努力于三个“认识高度”的基础上，一是要关注基本理论构成的逻辑体系，如我们所列出的基本理论问题，以“自然史和人类史”“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为起始，最后讲到“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要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针对性，如“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形态学说”“民族关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关于史学理论，关键在于探寻、揭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与当代史学观念的内在联系，如史学的性质、史学的功用、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学批评等，用力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史学遗产中的史学理论获得新的生命力，为当代史学理论提供滋养。

　　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在整体面貌上，应具有鲜明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器局与风格。

　　“新时代”的器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二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本身包含着世界视野。这里说的“中国特色”是突出民族性，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然，民族性是与世界性相对而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是与外国相比较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性、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自亦显示应有的雅量与谦逊，以达到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互为参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撰述风格和学术旨趣。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在研究内容与表现形态上，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每一专题论述之后，专有一部分文字名为“在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思考”，论述外国史学在同一专题方面之所得，以助益人们对这一专题涉及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如在“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这一专题之下，首先要论述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杜佑、顾炎武等名家的地理思想及相关论点，其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著作为指导，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认识，最后是“在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思考”，略述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黑格尔及相关史学家的论点及著作等。对于史学理论的专题论述，如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中外学者都有各自的见解和论述，也都要按照这种表现形态反映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构建，应按照这一明确的目标要求，以集体之智慧作深入研究，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尽史学工作者的一份光荣职责。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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