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南华真经》 资料图片
我们倡导“新子学”理念已经有七年之久，《四论“新子学”》则开始涉及《汉书·艺文志》有关经子关系论和子学源起论所存在的问题，并进而辨析了传统诸子学的诸种旧说，分析了诸子时代的思想主题。本文拟在“四论”基础上对《汉志》所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剖析，希望能从它的长期束缚中解脱出来，以便让人们建立起一种诸子学的整体观，努力从诸子原典中寻求仍具活力的思想资源，从而为中华文化的重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一
西汉之末，刘向奉诏领校群书，每校完一书，便条其篇目，撮其指意，撰成提要，而后汇为《别录》。其子刘歆，略依《别录》体例，复著成《六略》，又叙各家源流利弊，总为一篇，谓之《辑略》，故总名为《七略》。东汉初年，班固则增损《七略》撰成《汉志》，并析其《辑略》为总序而置于志首，以叙述先秦学术思想之源流及得失。
史称刘向为研治《谷梁》经的名家，又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喜言五行灾异之说，并据以论证现实政治。刘歆早年通习今文经《诗》《书》《谷梁》，后又建议将《左氏》《毛诗》《古文尚书》列于学官，从而开启了研究古文经学之先河。在王莽改制篡权的过程中，他率群儒同僚以谶纬符瑞竭尽效忠之能事，最后却因深信谶语而招致亡身之祸。班固出身儒学世家，与其父班彪一样“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汉书·叙传》），也以维护帝制下的政教合一为己任，把“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述的原则。所以，他撰写《汉书》的目的，就是要论证西汉皇权的合理性和东汉王朝的正统性。班固又奉诏撰成《白虎通义》，继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后，以今文经学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来进一步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以上三人的思想行为，正是汉代意识形态领域尊经崇儒、谶纬神学日益盛行的产物，对《汉志》的思想宗旨和编纂体例产生了深刻影响。
客观来看，刘向虽喜言五行灾异之说，但其《别录》所汇集的大致还只是各种整理本的提要。随后刘歆删削《别录》而成《七略》，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目录，分门别类，写上大小序言，并提出“九流十家”之说，将他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内，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经尊子卑”。接着，班固通过损益《七略》而撰成《汉志》，则进一步确立了一套以六经和孔子《论语》《孝经》等为核心，以诸子、诗赋等五类知识为辅弼的知识谱系，尊儒经，黜百氏，明示儒经作为常道和一切知识本源的存在价值，也将经子之间源与流的关系彰显无遗。《汉志》这种内含价值判断的经子派分的概念系统，明确给人以经是常道而诸子则是异端，且诸子淆乱道统的历史认知。经学本位的史家班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显然没有遵守史学求真的价值取向，而是选择经学家的儒经正统观念来构筑《汉志》的知识系统，于是各类知识与儒经之间的深浅远近之关系，经由《汉志》明显带有价值判断的次序安排而定下了基调。
汉儒独尊儒学，借助谶纬之学神化孔子，相比于他们整理编辑完善的作为常道、正统的儒经，被其认定为思想异端的诸子之学，自然就难复先秦时期子学的地位。《汉志》昧于经子之间源头上的共同义理取向，着意贬低子学价值，这种主观性成见固然关乎时代的学术与精神，但将经与子视为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确乎割裂了经子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联系性。《汉志》这种刻意独尊孔学以确立儒经神圣权威的做法，传达的是固守儒经的人对待古代典籍的态度，以及由此建立的典籍阅读路径，带有汉朝针对士人阅读范围的明确期许与规划。因此，借由《汉志》的知识谱系及其依凭官方正史得以流传的机会，先秦以来多元化的典籍便遵循着以班固为代表的儒家经学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对自身身份的程序化确认，身处其中的诸子学也由此明确地被“规训”了。
《汉志》还以董仲舒所谓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配合儒家经典，意在凸显经为常道的文化意识，想要借助儒经构建一套稳固的、自我循环的、静态的经典世界，从而抬升儒经并将之作为统摄、持恒宇宙万有的根本点。它以五常观念臧否诸子，从五常的角度评判诸子的思想价值。尽管它也意识到诸子之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细绎其文，仍难以掩饰其贬抑诸子的态度。总之，《汉志》构筑了以“艺”为代表的经学核心知识系统，并置“文”所代表的诸子、诗赋等五类知识于经学之下，预设了经为常道的思想前提，以此分派经学之下的各类知识序列，较为清晰地划分了各类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汉志》以下，传统的目录学著作多以此原则建立知识结构，四部之学的目录划分更是强化了经与子之间的知识差等系统。
其实，自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其他各家思想也并没有完全被“罢黜”。如史称“中兴之主”的汉宣帝，认为施政应当杂用“霸道”“王道”，不能一味专任儒术，太子刘奭（汉元帝）见其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于是谏言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便厉声斥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还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而刘奭登基之后，果然因柔仁好儒，终于导致威权旁落，成了汉王朝衰落的起点。这说明在武帝以后的西汉中后期，并非只是依据儒术来治理天下，而汉元帝违背父命，好儒术、斥名法，却真成了“乱我家”的起始者。所以东汉初的有识之士桓谭，便著论大力提倡“霸王道杂之”之治道，而极意非毁俗儒之愚陋、谶纬之虚诞。王充更以道家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痛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他还“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尤其发扬了道家的大无畏批判精神，撰写了《问孔》《刺孟》两篇专论，对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论难，甚至向儒家圣人孔子、孟子公开挑战。
二
曹魏时期，郑默曾被任命为秘书郎，在魏国崇文馆主管三阁图书秘籍，所著《中经簿》凡十四卷，变更了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之著录体系，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类，并大致取消了其关于“经尊子卑”，以儒经为核心，以诸子、诗赋等五类知识为辅弼的一系列文字思想之表述。西晋初，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奉命整理书籍，乃依《中经簿》更著《中经新簿》十六卷，总括群书，分为四部，在对待儒家经典和诸子、诗赋等的态度上，亦基本与郑默相一致。南朝宋时，秘书丞王俭领校国家藏书，后著有《七志》三十卷，略依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之体例，分图书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类，但似亦并无明显的“经尊子卑”等文字思想之表述。南朝梁阮孝绪，继刘歆《七略》﹑班固《汉志》、王俭《七志》等之后，尽力罗致宋齐以来公私所藏典籍，悉加研究分类，著成《七录》十二卷，分图书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术伎、佛法、仙道七类，首置总序一篇，虽对儒家思想甚为肯定，但并没有表现出“经尊子卑”的思想观念。总之，在魏晋南朝的三百年中，众多著录艺文的著作仅是在图书目录学意义上借鉴了刘歆《七略》、班固《汉志》的一些编纂经验，并没有沿袭《汉志》所确立的所谓诸子百家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的基本价值判断，为一般治学者提供了经与子之间互动、涵化，乃至思想活跃的广阔自由空间。
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是儒、道、释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而又坚持以儒学立国。因此，奉命修史者率以班固《汉书》为准的，尤其推崇据刘歆《七略》损益而成的《汉志》。其典型代表《隋书·经籍志》便认为：“自是（指魏晋）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对魏晋南朝所修艺文志多数没有大小序予以严厉批评，以为这样不仅不能辨明学术源流，而且还混淆了各部之间的尊卑关系。因此，《隋书·经籍志》远袭了《汉志》的基本框架结构。
在对待诸子的态度上，《隋书·经籍志》较《七略》《汉志》已更进一步。本来，刘歆曾佐王莽仿《周礼》而行新政，这一思想体现在《七略》上便是推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说”。然而，刘歆之说虽经班固《汉志》得到推广，但先秦诸子的特点仍难掩盖。因此，《汉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虽主张诸子乃王官之学的流裔，但“清庙之守”“稗官”“议官”等说法还是较为含混，并非《周礼》所能涵括。《隋书·经籍志》不仅继承了《汉志》的说法，还明确以《周礼》中的职官作为诸子之源，使之逐一对应。这样一来，以《周礼》为代表的“六经”似乎更成了诸子起源的文献依据，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诸子与各职官之间的联系，使“经尊子卑”的经学思维得到了彻底的巩固。此后，自《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而下，亦莫不以“经尊子卑”为基本的价值判断，至清四库馆臣犹以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余皆杂学也”（《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
由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在唐代已亡佚，班固《汉志》从此就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清乾隆时状元金榜甚至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正是凭借其崇高地位，《汉志》所坚持的“经尊子卑”的价值判断便长久地昭示于后世，简直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深深地嵌在中华文化的肌理上，从而不断加强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独尊儒术”主张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致使历代儒生几乎莫不以儒经作为道体的示现，以为宇宙、世间的一切真理皆蕴含其中，而视诸子则为离经叛道、淆乱道体的邪说，视诸子学为“攻乎异端”的学问，故诋毁之声不绝于耳，必欲罢黜之而后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志》所谓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的价值判断便使儒经与诸子长期成了一种主奴关系，小说家甚至连奴才都算不上。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便为晚明杰出思想家李贽，被神宗皇帝定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而予逮捕，并将其书籍悉尽焚毁，最终使他自刎于狱中。
唐高祖李渊登基后虽也以儒学为立国之本，实际上却实行了“三教”共存的政策。至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对老子屡屡加封，并把《老子》《庄子》《列子》《文子》钦定为“经”，成为科举必考的内容。正由于唐朝前期实行了“三教”并重的宽松政策，才有力推动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到来。宋代理学家意欲阐扬先秦儒家的本真思想，但由于儒学在思维的深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多欠缺，所以他们便私下吸收了大量的道家、佛教思想理论和思维方法，从而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和发展。明代后期的王阳明倡导心学，还公然声称“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对晚明那场声势浩大的人性解放运动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由此说明，《汉志》的地位即使崇高，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影响极为深远，但儒学还是往往收拾不住，需要子部之学参与进来，共同推进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向前发展。
明末清初的傅山著有《庄子批点》《荀子评注》《淮南子评注》，对《老子》《管子》《墨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商君书》等也皆有注疏，并公然以“异端”自命，积极倡导“经子不分”之说，大胆地把诸子与六经列于平等地位，彻底否定了《汉志》“经尊子卑”的价值体系，从而开启了近代诸子学的先声。而后的乾嘉学派，对经学、史籍、诸子等无所不治，这也大大改变了诸子原来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的附庸地位，对《汉志》的经子观构成了进一步的挑战。
降至晚清民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予思想界以切肤之痛。西学携欧美坚船利炮之势，冲破国门，士人们惊叹之余，借同属器用之学的诸子学来回应，强调“西学源出诸子”之说。尤其在社会危局不断加深，救国呼声日趋高涨的情况下，诸子学不仅在器用之道上可与西学抗衡，甚至西方社会科学也被认为大致都在先秦诸子学的讨论范畴之内。经学对此束手，士人对诸子学的推崇由此超越了经学，经子关系真正开始了逆转。接着，士人们在应对西学之中诸如社会进化论一类强调进化与变通的文化思潮时，原本被视为器用之学的诸子学因具备道体的属性而更被刻意重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立场，进一步抬升、扩大了诸子学的实用价值和适用范围，经验世界的变化作用到理念世界的结果，使诸子学的器用角色渐渐淡化，其作为道体的色彩则得到大大加重。因此，先秦诸子学更带给国人以文化自信，认为诸子学与西学有相通、相颉颃之处，诸子学正代表了哲学的原创与现代精神。今天的“新子学”重视先秦诸子作为中国哲学本源和大宗的地位，也了解到西学进化论给予近代学界认同和阐扬诸子学的推助之功，但又看到了西学自身的问题意识不应作为理解诸子时预设的前提，和诸子学面对着的由《汉志》“九流十家”及其演化而成的图书四部分类所带来的挑战。
三
班固在参考、损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刘歆《七略》等基础上著成《汉志》，将先秦至西汉各学派分为“九流十家”，各系于某一“王官”之下，并以此来分别著录他们的著述。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图书分类方法都可以看成是对《汉志》的继承和发展，《汉志》之后的“四部分类法”也是在整合《汉志》的分类理念并根据当时书籍留存情况而开创的一种分类方法，这从便于读者特别是从图书管理分类方面来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新子学”注意到，所谓先秦诸子百家，“百家”有众多的意思，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当时的学术文化氛围很宽松，即站在诸子百家的立场上，不同的观点可以互相争辩、互相吸收，先贤们也并非仅仅在获取知识，而是出于现实需求凝练思想中的应对之策。然而，人们按照“九流十家”立场去思考问题，思路就有很多限制，相当于一条河，它的上游原本很宽，水流滔滔富有气势，结果到了一个地方非要把水道分成几条小渠，各出水口便不见了原始迸发时的滔滔之势，显得很不自然。或者说，经《汉志》离析归类而垂示于后世的诸子百家，已像垂挂在架子上晾晒的面条，彼此之间都是分离的，每条虽长度有余，而宽度、厚度则甚为有限，这就严重导致了治学者思路的狭隘化。
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已经开始分家，其中的内理则在于哲学上知识论与认识论的分疏。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哲学、历史、艺术各得其所，各有所长，而我们在百年以来西方思想长驱直入的态势下，却还来不及明其就里，便匆匆以此三者来划分中国思想资源，将中国传统学问分为了文、史、哲等诸学科，由此造成各学科之间往往缺乏自觉与共识，而不能或不愿相通，研究路径越来越趋于产出客观知识和狭窄化，处处有削足适履之感。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现代学科体系硬是要把原本经世致用的整体诸子学作为一种知识的来源看待，并由此让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历史敏锐感深陷于严谨的学科知识界限之中，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既丢失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也无法真正贡献出与西方一样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预判。本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久已有“九流十家”之框架，而西学又从横向切过来，简直把垂挂着的诸子“面条”切成了一寸一寸的碎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传统的“九流十家”思维模式共同作用到子学研究而导致的碎片化倾向，致使具有整体性思维观照的古典学研究范式严重失语。
因此，当今的诸子学研究，必须要求有整体性的视野，正视西学与诸子学之间互动的历史过程，从历史的整体联系角度对二者加以认识和考察，由此构成诸子学研究区别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特殊角度。诸子学研究应该有关于整体发展的明确目标和取向，需要有意识地让它形成一门内含整体逻辑思维和发展体系的学科，即使是对某一子的研究也应该与文化整体联系起来，零乱的、盲目的、碎片化的研究状况，只能说明我们对近代以来子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缺乏充分的自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诸子学的整体效应无疑可以为中国文化重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诸子百家本身内在诸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及由此产生的规律性发展特征，甚至诸子学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实践和作用，正需要借由合适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给人们以清晰的认知，对此我们的“新子学”将黾勉为之。
（作者：方勇，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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