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海南民间抄刻文献的价值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冯青 发布日期:2020-04-16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海南地方文献的形成与分布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征。在海南民间,藏有丰富的抄刻文献,包括丰富的黎族、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献。应充分认识这些文献的价值,加强保护与研究。

  一、海南民间文献的主要类型

  海南民间文献资料分散,但具有不同于传世文献的独特价值,凡山川城池、桥道宫室、寺观古迹、农业水利、工商会馆、民族宗教、民间规约等无所不载。按照载体和内容的不同,海南民间文献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碑碣匾额。石质材料容易获取,稍加打磨即可使用。大凡记载史实、歌功颂德、振兴文教、绍述行状等,均可勒于碑碣、刻在匾额,或就地树立,或高堂悬挂,常见于书院、祠堂、故居、寺庙、坊塔、摩崖、遗址、坟墓等处。在海南,墓碑、墓志、碑记、名匾、界碑、禁碑、楹联等较为集中,这类文献数量最多,内容也极为丰富,字数少则两个,多则三千。含有文字内容的碑碣匾额,集历史、文学、书法、镌刻于一体,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价值。

  钟鼎铭文。海南岛出土的金属器皿不少,但上面铸刻文字的不多。海南省博物馆藏有一把战国晚期错金铭文青铜复合剑,五指山市民族博物馆收藏一枚西汉篆书“朱庐执刲”银印,海口五公祠内明代正统元年铜钟上刻有铭文,天宁寺雍正十年铁钟刻有铭文,苗族法公令印、盘王印上刻有“玉皇敕令印”等字,这些是文物,亦是文献。

  契约文书。近年来,安徽、浙江、福建等地发现并公布出版了大量宋代至民国时期记载农村田地、山林、池塘、诉讼等内容的契约文书,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笔者在海南乡村调研时,也收集到一部分契约文书,如民告官典约字、借钱契、和解约、承耕约、批田契等。对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需要足够的重视。

  琼岛侨批。侨批是华侨邮寄给国内亲属朋友的钱款或信件。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侨批与徽州文书一样,属于原生态的民间文献,充满侨胞与家乡眷属之间浓浓的亲情,洋溢着思念,彰显着忠顺。泰国知名侨批收藏家许春茂把收藏的侨批汇编成《东南亚华人与侨批》,其中有海南侨批5封;海南藏友周德川精心收集了百余枚保持较为完整的批封。当前,福建、广东等地对侨批的整理研究如火如荼,而海南则相对冷清。

  渔民更路。自明初海南渔民创造南海航海指南《更路簿》至今,历时600余年,它是南海海洋文化的珍贵文献。据统计,目前发现的《更路簿》共有32种。在《更路簿》中,渔民用海南方言来命名南海岛、礁、沙、滩,如石塘、鬼喊线、鬼哭滩、银锅、奈罗等。这些记录证明,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主权归属中国是毋庸置疑的,具有重要的法理意义。

  口述经典。与前面几种重要的民间文献相比,还有一些文献只传承在口头,即通常所说的“口述经典”。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儋州调声、临高哩哩美、黎族民歌、苗族经书等文献不见于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述传承。如果不尽快进行口述史的整理和研究,很多经典就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经抢救,苗族经书目前整理了《家训歌》《婚姻合命书》《头大步书》《从人书》等,各种传唱的民俗歌谣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重视。

  二、海南民间文献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整体把握民间文献的分布情况和地域特征,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继而开展专项研究。近年来,学界注重对社会基层的研究,史料的收集与利用不再囿于高文典册,来自民间的契约文书、族谱家乘、侨批家信等都在收集、利用之列。海南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完成了《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历史文化大系》《黎族藏书》等大型资料的编纂和出版。海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组织相关人员,收集整理了1400余方海南现存的碑碣匾铭额图,将会陆续出版发行。这些文献汇编,是对海南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示,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意义重大。此外,还有一些私人专题式的整理研究,如《三亚民间书契寻真》《南海天书——南海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等,这些论著涉及海南民间文献的部分内容。然而,相对于丰富的民间文献来说,目前整理和研究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民间文献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角度切入,进行断代、分域、专项、专题研究。诸如大家熟悉的职官、礼俗、谱牒、称谓、习俗等文化研究,建筑、水利、天文、地理等科技研究,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语言研究,书法、音乐等艺术研究,佛教、道教等宗教研究。民间文献能补史之阙、纠史之误,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提供语言研究的特色语料。海南汉、黎、苗族手抄、石刻等稀见文献,同徽州契约文书、闽粤侨批等文献一样,蕴藏着丰富的语言资料信息,不仅为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也为汉字史研究、汉语词义系统和词汇史、语音史、语法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语料。对于文献中的一大批俗字,需要进行专业的识读和整理,对于新造字,需进行科学研究。

  见证海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产生于秦汉时期,西晋南朝时期得到发展,唐朝时期最终形成,并一直延伸到东非海岸。“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及四川、陕西、河南、山西、湖北等内陆省份都积极响应。海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避风港和补给站,也是中外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和中转之地。海南岛的古代居民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海南渔民创造的《更路簿》以及南海I号和华光礁出水文物等都证明,海南作为我国海洋大省,与内陆及东南沿海地区联系紧密,与南海诸岛的联系也很密切。

  反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关系。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在海南民间文献中也有记载。比如,《文昌县志》记载,清朝光绪年间,黄远谟任工部主事,他聘请5位日本教师在家乡文昌任教,现藏于文昌市蓬莱镇的日本教员墓碑是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清敕授文林郎拣泼知县乡进士镜清先生墓志》上的弹孔,是日军用机枪扫射的结果,海口市人民公园内的大英山也有日本侵华的证明。我们要铭记历史,审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将来。

  揭示保护环境资源的重要性。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滨海泥滩上特有的常绿植物群落,既能护岸护堤,又能保护海产资源,是保护海洋生态的理想植物,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清朝光绪年间,东寨港红树林就立有《禁砍滩涂木碑》。在万宁市博物馆,存有乌石村光绪二十七年《青皮林禁碑》。这些乡规民约是海南各族人民保护环境资源的见证。

  提供文明和谐社情民风的历史记录。海口苏公祠大门前的“思贤”石匾、府城镇潭谢村前的《潭谢三禁碑》、乐东佛罗镇佛南村的嘉庆十四年《度量衡碑》等官府禁碑和乡规民约,透露出丰富的文化信息。这些文献对于维护和谐、促进发展、提倡文明诚信等都具有现实意义。这些记载令海南岛历史上的社情民风历历在目,而这恰是正史和方志里所没有或无法一一记载的。

  促进海南文化可持续发展。海南国际旅游岛和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不仅要注重自然资源的开发,还需要充分挖掘海南本土文化,特别是黎族和苗族的历史文化。黎族、苗族民歌是地域生活及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大量经济文化信息,是海南本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发展民俗旅游的重要资源。应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经济与文化等关系,突出文化传承和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提供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法理学证据。《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前人航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记载了从文昌清澜港、琼海潭门港起,航行至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航海航向和航程,是海南渔民开发南海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拥有主权的重要佐证。诸多手抄本《更路簿》是我国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缩影,兼具文物价值、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法理价值,对于研究南海岛礁的地名、维护我国的南海主权、开发建设南海诸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南稀见明清抄刻文献整理与语言研究”(项目号18XYY018)阶段性成果。】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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