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5000多年历史？中华5000多年文明究竟“只是个传说”，还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真实？中华文明是怎么起源、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是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何解决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我们认为，考古发现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为此启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证实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消除了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质疑。

　　文明起源的标准是什么

　　什么是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判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形成的时间以及中华文明历史究竟有多么悠久等一系列关键问题。

　　当前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志是“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这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但是，世界上不乏并非同时具备“三要素”的文明，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是文明社会，其特点十分鲜明，但该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认识，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其学术意见也往往被西方学术界所忽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对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准。

　　第一，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并且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

　　第二，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如军事指挥权、原始宗教祭祀权），出现最高统治者——王，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及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贵族、权贵控制盐、铜等重要的经济资源以及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出现埋葬王、其他高等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高等级礼器的大型墓葬。

　　第三，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出现明显的城乡分化。

　　第四，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质特征。战争、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祭祀等礼仪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几个特征，并不包括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文明为基础所总结的、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三要素”中的两条文明判断标准，即文字和冶金术。这种差别，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说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以良渚文明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36年被首次发现。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证实良渚古城的年代为距今5100年到4300年，良渚先民们在5000多年前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发达的农业。良渚文化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已经较为发达。在良渚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水田，还发现了牛的脚印。良渚文化遗址中还多次出土木柄石头犁铧，说明当时牛耕已经较为普遍，犁耕稻作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在良渚古城内高台上的高等级建筑附近，还发现了上万斤的炭化稻谷堆积，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稻。这从一个角度印证了良渚发达的稻作农业是良渚文明得以繁荣的重要经济基础。

　　手工业分工精细、技术发达，高端手工业被权贵阶层所控制和垄断。良渚文化的手工业技术已比较发达且趋于专业化，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等都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在良渚古城内城中发现了制玉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各类玉器，其数量多、品种丰富、雕琢精美，采用透雕或减地浮雕技法，纹饰刻画精细，显示出当时的玉器制作技术已经相当高超。玉器在当时的良渚社会是高等级身份的体现物，如象征神权的玉琮、玉璧和象征军权的玉钺都只出土于大型墓葬中，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业化的为贵族阶层服务的高端手工业。

　　具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调动能力，能够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公共事业建设。良渚古城内城的城墙墙基宽达40米到60米，在墙基底部铺垫一层石块，石块上面堆筑黄土，这些石块和黄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工程量非常巨大。在城址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修建了由多条水坝组成的规模庞大、结构完整的水利系统，可能兼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其中，仅塘山主坝就长达5000米，高7米。大规模水坝兴建的总土方量达上千万立方米，如果动员一万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充分表明，位于良渚社会顶层的权贵阶层拥有高度的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在良渚古城内，发现了人工堆筑的高十几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巨型高台，台上有多座大型高等级建筑，这应是城内最高等级的权贵——王的居所。在良渚古城城内的反山和城外的瑶山等地，发现了多处修建在祭坛上的贵族墓地，这些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随葬品种类数量众多，有制作精良的玉器，包括带有神徽的外方内圆的玉琮、圆形的玉璧等祭祀用具以及武器——玉钺，表明墓主人生前拥有主持宗教祭祀和军事指挥的权力，而同时期一般社会成员的墓葬随葬品则寥寥无几。这种悬殊的差别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产生了由王、官僚和富贵阶层构成的统治阶级和广大庶民构成的被统治阶级，人类由平等走向分化，社会由简单趋于复杂，这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

　　形成了稳定的区域性政体。除了良渚古城，在太湖东南岸的长江下游地区，分布着兴化蒋庄、常州寺墩、昆山赵陵山、上海福泉山等良渚文化的大型遗址。虽然这些遗址和墓葬的规模以及随葬玉器的规格和数量逊于良渚古城，但高等级墓葬随葬的玉器带有与良渚古城墓葬玉器同样的神徽，表明这些地方与良渚古城具有相同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和祭祀体系、社会结构和资源调配模式。当时，已经形成以都城（良渚遗址）为中心，多个次中心、中型聚落和小型聚落构成的四级金字塔式层级社会结构，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王，及其统治下的较为稳定的行政控制区域。这实际上就是最初的国家。

　　战争成为常态。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中较普遍地以武器——玉石钺随葬，一些墓葬人骨中可以看到被兵器砍后留下的痕迹，说明暴力和战争已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以良渚社会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文明得到了国际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良渚文明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该地区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了距今5800年前后的公共墓地。墓地内发现了数十座墓葬，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种类数量相差悬殊。小型墓仅能容身，随葬数件陶器；大型墓比小型墓大数倍，随葬多件玉石制装饰品、武器和工具以及数十件陶器。墓地附近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是权贵阶层的居所。东山村遗址的发现表明，在距今58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贫富分化。

　　安徽南部的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年到5200年间，是良渚文化前身——崧泽文化时期的安徽南部中心性遗址。这里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区、大面积祭祀遗迹区和近千座墓葬构成的墓葬区。小型墓的随葬品与大型墓的随葬品在数量和种类上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墓主人的身体周围随葬有数十件武器——玉石钺，头部附近有复杂精美的玉石饰件。每座大型墓都随葬一件玉人，或站或蹲，形象逼真。有的大型墓葬还随葬玉龙、玉鸟和玉龟。这些考古发现，反映出距今5500年到5200年间的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分化加剧，权贵阶层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大量社会财富据为己有，形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当时的社会可能即将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此后，在距今5000年左右，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文明。

　　多元一体、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

　　中华5000多年文明不是只有良渚文明这一个孤证。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等区域，都出现了社会分化即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区域文明阶段，呈现出多元文明百花齐放的局面，最终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一体化格局，并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

　　辽河流域文明的曙光。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中心和高等级墓地，位于西辽河流域，距今5500年到5000年。考古过程中，在遗址范围内的40多个山头上发现了用石头修建的大型圆形祭坛和方形积石墓，墓内随葬玉人、玉鸟、玉龟等精美玉器。在牛河梁遗址群地势最高的第一地点，发现了沿山脊由低向高逐层修建的一处规模庞大、由多层砌石台面和建筑构成的大型台状遗迹，台面上残存的石构建筑和出土的各型用于礼仪活动的塔形器、筒形器等遗物，表明此地极有可能是当时辽西地区红山文明的宗教和礼仪活动中心。在该祭台南侧，发现一座神庙遗迹，内有大量泥塑女神像，形体最大的达真人三倍，还发现了龙、熊、鹰等塑像残块。这处遗址极有可能是供奉当时的祭祀对象——女神的庙宇。在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还新发现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性遗址的线索，可能是当时该地区的政治中心。可以看出，当时的辽河流域出现了掌握着宗教祭祀权力的权贵阶层，他们死后被埋在宗教圣地，并随葬精美玉器，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出现了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已经到达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距今6000年到5500年的河南西部三门峡市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数个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中型聚落遗址密集地分布在一起。在对该遗址群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遗址之一的西坡遗址的发掘中发现，遗址周围用宽十几米、深数米的壕沟护卫。遗址的中心区是一处广场，广场附近有数座大型房址，每座房址的室内面积达240平方米，加上周围的辅助设施，总面积达500平方米。房屋的地面和墙壁经过加工，十分平整光滑，可能是当时权贵阶层的居所和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在壕沟外侧，发现了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规模比一般墓葬大数倍。墓主人是一青年男性，身旁随葬一件制作较为精良的武器——玉钺，脚端随葬十几件陶器。这个遗址群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例证。遗址所在地名为铸鼎原，传说黄帝曾在此地铸鼎，因而得名。在有黄帝传说之地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大型高等级聚落密集分布的情况，十分耐人寻味。

　　距今55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出现了数个大中型聚落，暗示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5500年到5000年间，是此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双槐树遗址的主要发现有：一个由三重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整个遗址面积117万平方米左右；有三处公共墓地，墓葬明显分排，其中两处墓地中都发现有一个夯土台，另一处墓地四周被围沟围绕；在内环壕环绕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间中，发现三排成组的大型建筑，总面积约2400多平方米，建筑基址本身约1800平方米；发现有9个有意埋放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在同时期的青台遗址，也发现类似的由9个埋放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间，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更加严重，成为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社会分化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是实证中原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证据。

　　长江中游江汉文明的诞生。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社会分化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天门谭家岭、城河城等多座城址，规模大的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城址周围有宽达数十米的壕沟环绕，城外设置公共墓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种类相差悬殊。男性大墓的墓主人普遍随葬一件制作精良的武器——玉石钺，反映出他们是掌握了社会军事指挥权力的军事首长，并依据手中的权力聚敛了大量社会财富。

　　黄河下游的文明起源。黄河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后于黄河中游地区，与淮河流域的文化关系密切。在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发现了大约距今4800年前后的公共墓地。几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制作精美的玉器和彩陶器等，最多的达近百件。墓主人为男性的大墓中，都随葬武器——玉石钺。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种类、数量差别悬殊，表明山东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已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上述各地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华大地各个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贵贱、贫富分化，相继出现了集军权、神权及社会管理权于一身的王，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初期的中华文明实际上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的文明丛体。在这个丛体内部，各区域在其文明化进程（即从文明起源到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社会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局面。各个区域文明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借鉴，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在相当于尧舜禹的时期，这种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这个时期凭借天下居中的人文地理优势和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形成了以明尊卑为目的、以礼仪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开放包容为重要特点的礼制，成为一种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对周围广大区域施加了强烈影响，对促进周围地区文明的发展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华文明考古发现表明，文明的存续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有力支撑。距今10000年前，我国开始出现最初的栽培农业，北方是粟和黍，南方是稻，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距今8000年前后，农业有了初步发展，制陶、制骨乃至琢玉等手工业也取得了进步，开始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端倪。但是社会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显著发展，人口增加，出现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遗址和规模较大的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明显分化，文明化进程加快。而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王权，率先进入了区域文明（古国文明）社会。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剩余产品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也就不会有国家的产生和文明的发展进步。同时，考古发现也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如距今5800年到5300年间，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花和鸟图案为特点的彩陶，曾向周围相当广阔的地区施加影响，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及黄河下游、西至甘青地区，形成了史前时期第一次中原史前文化向周围的辐射。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西部的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与其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贵族墓葬，都出土了形制十分相近的玉人、玉龙、玉龟和玉鸟。表明两地的高等级阶层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良渚文化的祭祀用代表性玉器——外方内圆的玉琮和呈圆环形的玉璧，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石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北榆林神木石峁遗址都有发现。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互相借鉴和兼收并蓄能力，成为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从中孕育出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6年）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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