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佛教中国化的立足点是什么？11月2日至3日，第三届中国佛教史论坛在江苏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佛教中国化直接表现在中国式的解经和创立中国式的教制。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对佛教经典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重新阐释，创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教制，是佛教中国化的立足点，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宝贵历史经验。
本次论坛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和广东珠海普陀寺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江苏、浙江、香港等地的佛教界人士，围绕“解经与教制：佛教本土化的多元化解析”这一主题，对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讨。
据了解，近年来，珠海普陀寺在持续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明确目标，久久为功。坚持爱国爱教、正信正行，不断加强场所规范化管理，自觉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大力挖掘佛教教理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引导广大僧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既做好教徒，又做好公民；定期开展赈灾、助学、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活动；自觉抵制商业化倾向，维护寺庙清净庄严的良好形象；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加强与海外及港澳台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进不同文明间的文化交流互鉴。
解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诠释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指出，中国人通过译经与重新诠释经典，写出自己的佛学著作，建立中国式的宗派，最终实现佛教中国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对外来经典的阐释秉承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方法。在推进佛教中国化方面，古人虽然没有用“本土化”或“中国化”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却凸显了这一要求。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赖永海说，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表现在“译经”方面，比如用“本无”来讲“空”，用“无为”来讲“涅槃”，从翻译成中文文本开始，它已经在本土化了。用中国的文化来解读外来佛教的经典，这使佛教在中国能够得到理解、传播和发展。慧能《坛经》中“心”的内涵的变化导致后来禅宗的修行理论、成佛理论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得佛教通过中国化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洪修平认为，并不是不懂梵文、巴利文、藏文就不能研究佛教。内容最完整、数量最庞大的汉语佛教文献在世界佛教研究领域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我们应该要有文化自信，发挥汉语佛教研究的主体性，更好地构建佛教研究的中国话语。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徐小跃说，中国佛教各宗派对佛教核心范畴的理解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各自的诠释。中国佛教各大宗派是用不同的“字体”来书写佛教的核心范畴，唯识宗写的是篆书，天台宗和华严宗写的是草书，禅宗和净土宗写的是楷书。它们都是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在提交的论文中认为，两晋南北朝是佛教中国化奠基的关键时期，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发生交融，出现了“夷夏之辩”，经过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激烈碰撞，最终“越辩越明”，实现了中国化的改造。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院长刘成有认为，汉地佛教中国化是一种“客随主便”的文化形态，藏地佛教本土化则是一个“反客为主”的过程。二者的历史经验都值得总结和借鉴。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麻天祥说，佛教中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历史过程。中国佛教主张自救救人，救赎依靠自力而非他力，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陈述。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班班多杰说，解读藏传佛教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可以利用诠释学这个工具，走一条史料和理论相结合的道路。经典只有通过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诠释，借古鉴今、古为今用，它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实现。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李四龙认为，佛教诠释学是对佛教经典的解读与诠释，解经有形式上的差异，但目的是在融会贯通。
香港宝莲禅寺方丈净因法师说，时代适应性是历代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的依据。佛教初传中土，中国人对外来的印度文化十分陌生，佛教翻译先驱便用比较和类比的方法来解释和阐述跨文化背景的概念。这是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对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过极大的帮助。汉传佛教独立理解佛法、建构本土佛学体系，是汉传佛教融合儒道智慧的产物。效法古人之风，今天应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现代语境下对佛教教义加以阐扬。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杨维中说，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并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化。由汉魏的“格义”到南北朝的“学派”，再到隋唐的“宗派”，无数中国僧人与来华的外国僧人，在悉心消化印度佛教经典的基础上，以创造性的诠释方法来理解、解释、注释印度佛典，并将其落实在教义建构、教制安排、修行方法等方面，由此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教义系统和教制体系。
佛教中国化的成果：有中国特色的教制
麻天祥认为，佛教中国化在教制上表现为佛教的传承切合中国的宗法性传统，有门户、有道统，进而形成宗派。
杨维中说，佛教在中国成功传播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摸索出一套处理政教关系的良性模式。由僧官制度、寺职以及度僧、僧籍等各种管理制度所构成的“国家管辖制”，是以各朝代中央政府的意愿为主体所设定的管理制度，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筱筠指出，历史上，南传佛教在东南亚及我国云南地区的传播过程，是其逐渐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它改变了当地的文化，也改变了自己。古代中国南传佛教以傣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社会行政组织系统为范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金字塔型组织管理制度，这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有很大的不同。
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建光提交的论文认为，戒律的中国化是佛教得以顺利完成本土化的体制性基础。中国佛教对戒律的基本精神作出中国化的理解，进行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的建构。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就是禅门《清规》。《清规》是用来规范禅宗寺院大众生活、修行的规则和礼仪，最早由唐代百丈怀海所制。其基于戒律精神而成，但又作了中国化的创制和补充，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修观念及“普请”制度等，戒律持守更加温和化、生活化和实用化。这是因为中国当时有着成熟的封建生产关系，与佛教初创时期印度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完全照搬那时的戒律不仅会在理解和执行上遇到困难，更会造成价值观上的困惑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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