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多雨，小时候在外婆的木楼里，常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和江边的涛声，听外婆讲神农架野人的故事。外婆的木楼在长江巫峡与西陵峡之间的巴东县城，县城只有一条窄窄的长街，我和表姐从街头走到街尾，只要一杯茶的功夫。早些年，汽车经过时，会有中年的妇人拿起铁皮喇叭叫喊：车子来哒，行人走两旁。这情景一直被外乡人当作笑话。

　　小城建得早，千百年来，随着时代的沉浮而变化。宋朝时20岁的寇准因中了进士来到巴东做县令，只见“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发奋改良农事，开拓南岸，将县城从旧县坪搬到了江南的金字山。抗战时期，武汉一带的学校和难民涌入三峡，巴东人口陡增，日本侵略者的飞机一连多次轰炸，小城和江边的码头变成废墟。新中国成立以后，小城焕发生机，虽然只有一条被人叫做“扁担街”的独街，但十多条被称为“天梯”的小巷，从江畔一直攀沿到高高的金字山上，吊脚楼层层叠叠，木板房夹杂着水泥高楼，巴东人嗓门大，小街上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从早到晚热热闹闹。

　　1997年的夏天，随着三峡工程的修建，巴东老城开始拆除。一声炮响过后，依附于金字山的所有建筑物自下而上地逐渐剥离，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古老的小城抖落一千多年来披挂的衣衫和佩饰，还本来的纯真秀丽。宋朝时寇准所主张的不足千人的搬迁曾一直被后人视为了不起的壮举，但相比当代巴东人为三峡大坝所进行的迁移，就简直是微不足道了。巴东作为三峡库区移民的重点县，又因同时境内兴建的清江水布垭工程，搬迁涉及到一座县城10多个乡镇100多个村，共5万多人。

　　新县城先是准备建在离老城很近的黄土坡，可是那里不久出现了惊心动魄的滑坡体，于是又进一步西迁，到大坪、白土坡、营沱，但都先后发现了同样的问题。陡峭的三峡居之不易，最后经过多次勘测，新县城移至西瀼口。这一步步西迁的历程好生艰难，有多少好男儿抛下英雄泪。然而经过多年的建设，昔日“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峡江之畔，彩虹飞架，一座座雄奇的高架桥勾连起黄土坡到西瀼坡的十里长街，高楼林立，间插着花园草地，“冬来纯绿松杉树，春到间红桃李花”，杜甫当年从四川沿江而下，在这楚蜀通道的西瀼口留下的诗句，成为今天巴东县城的美丽写照。

　　巴东老城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我所认识的亲戚朋友无一不住进了明亮宽敞的新房。大舅妈一家从前住在老城的陈家码头旁一幢小小的木楼里，属于他们一家八口的只有窄窄的一长条房屋，进门的小屋只放得下一张吃饭的桌子，表姐表弟们睡在后面的夹间里，白天也是一团黑。如今他们不仅各有新房，有的还盖起了小楼，窗外江山如画。

　　过去巴东城下的江边，正如郭沫若的诗中写到的：岸头礁石起伏，崎岖难行，所谓“微雨步巴东，江边乱石丛”。但那些乱石丛却是我们童年最好的去处。而更向往之地便是到江对岸去走亲戚。

　　亲戚是我外婆的娘家兄弟，我们叫三舅嘎公，他家就在长江边上，屋侧另有一条小溪，叫做宝塔河，清澈见底的溪水通过一些巨大的石缝，安静地流入长江。三舅嗄公的土屋前有一棵绿荫荫的皂角树，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树下摆设着供路人歇息的凳子和凉茶，当过多年船夫的三舅嘎公头上捆着白帕子，手里提着旱烟袋，笑眯眯地坐在树下跟人摆古。

　　后来，他住过的土屋在必须搬迁的水位线之下，他的儿子和宝塔河的乡亲成了巴东县第一批外迁的移民。那年在即将被淹的县城码头，我坐上一条小小的机动船，驾船的是三舅嘎公的外孙小宋，小宋继承了三舅嘎公的职业，只是他所驾的船已不同于前辈的木船，而有着“突突”作响的发动机，箭一般顺江而下，不一会儿就到了宝塔河跟前。

　　在一个叫“鸡翅膀”的礁石丛旁靠了岸，周围一片寂静。只见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满山翠绿的柑桔树，绿树丛中笔直地耸立着一块块白底红字的水位标志，从江边伸到了半山腰，最高的那一块便写着“175”，也就是三峡大坝完全建成蓄水后所要达到的水位。

　　沿着那些硕大的水泥墩子爬上去，在高高的山坡上找到了三舅嘎公的坟茔。他老人家正好安息在了不用迁移的175米之上，面朝大江，可以日夜眺望江上行走的船儿。我们为三舅嘎公烧了香，但愿儿孙的搬迁不会使他孤独和担心。

　　应该告慰老人家的是，三峡两岸自古以来都是很穷的地方，所谓“地僻接穷峡”，坡度几乎超过了四十五度，稀薄的土地上只能种植苞谷红薯，鸡窝大一块平地都十分稀罕。巴东县志上记载：“农人依山为田，刀耕火种，备历艰辛，地不能任旱涝，虽丰岁不能自给，小侵则蕨根为食”。三舅嘎公一家与宝塔河的村民一直都处于贫困之中，常为温饱问题所困扰，举家搬迁对子孙后代的幸福以及三峡地区的生态保护，都是千载难逢的幸事。

　　而后，我多次去江汉平原探望过巴东的移民。车驰行在富庶肥沃的田野之间，从武汉到荆门一路行来，过了潜江后湖，不多一会儿便见到公路两旁一排排整齐的小楼，铺排成了一条小街，白墙红瓦煞是好看。街头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写 “三峡村”几个大字。每次走上前去，便会见到一张张朴实的笑脸迎面而来，一声声熟悉的巴东口音让人百感交集。

　　三峡百万大移民，20年前一部分就地搬迁，即从低处搬到高处，一部分被安置到全国各地包括重庆、湖北非库区地带，荆门沙洋县一带便接纳了一批批巴东移民。拆掉了峡江的房屋，砍断自己栽种的柑桔树，抱着世代留下的族谱，携家带口含泪离开故土的山里人，一路风尘地来到沙洋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之中有我的亲友，也有后来认识的一些乡亲。

　　那年的春天，雨水下个不断，就像巴东移民难舍故土的眼泪。最初来到一望无际的平原，长流不息的汉江，星星点点的湖泊，峡江人无不感到迷茫。他们的安置房后就是一大片芦苇地，在他们到来之前，真心欢迎他们的沙洋人用挖土机将那些芦苇连根拔起，而后平地建起了简易的红砖房，但住惯了吊脚楼的峡江人一开始很难适应。平原上风声不断，一旦起风，安置房设在露天的灶台就遭了秧，落在锅里的沙比盐还多；平原上的雨水也大，带有淤泥的沙地一到下雨就变成一汪汪湖泊，山里人放在门前的拖鞋成了漂泊的小船，不知所往。移民们叫苦不迭：起风是沙，下雨是洋，难怪这地方叫沙洋呢。

　　从前在山地种的是玉米红薯，平原却是栽种水稻和棉花，跟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峡江人一筹莫展。幸亏当地的农业技术员走进了三峡村，手把手地讲授如何种植水稻、如何培育棉花，村民们从抵触到渐渐入门，甚至着迷。峡江人本来吃得苦、“盘得皮”，舍得在地里下功夫，很快掌握了技术，有的种田高手亩产还超过了本地人的最高产量。

　　时间一天天过去，来到沙洋的三峡人过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有的办起养猪场，有的酿酒，有的弹棉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眼前那平坦的土地，水光闪动的大湖小湖有了说不完的柔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峡村的年轻人和沙洋人谈起了恋爱，热恋中的姑娘小伙用不同的方言使劲走向对方的心灵，他们喜洋洋地结婚、生子，一声声婴儿的啼哭，宣告新一代平原峡江人的诞生。

　　三舅嘎公的儿孙移民沙洋，他们跟三峡村的人一样，渐渐由迷茫找到了过日子的感觉，都过上了安稳的生活。打架最狠的表弟杰才成为一家航运公司的二副，常年在长江上“跑船”，从南京到重庆，来回乘风破浪。我去到他家，只见两层小楼房里电器齐整，收拾得很清爽，后院却堆放了一大堆柴禾，锯成两头齐的干树枝，码得整整齐齐的，一看就是三峡人过日子的习惯。

　　三峡移民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平原，他们好像一棵棵从峡江移到平原上的绿树，经过春夏秋冬，根越扎越深。行走在三峡村的街头，好比走在花坛与果树连接起的绿色长廊，村庄中心那座土家族风格的吊脚楼，漂亮的琉璃吊檐和脊饰让人仿佛又来到了三峡。

　　近年来，三峡村的土地部分流转，数百个蔬菜大棚平地而起，人们的生产方式悄然改变，村民逐渐由农民变成工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获。村里办起了土家族“农家乐”，还组建了一个“土家族艺术团”，自编自导的《巴山汉水儿女情》《六口茶》在平原大地上回荡。每当夜幕降临，村民们会来到村头围跳广场舞，他们跳的却是跟当地人不一样的土家摆手舞，那些古老的峡江歌谣被他们带到了平原，很快也成了当地人哼唱的歌儿。

　　今年春天，我又一次来到三峡，一连多日的春雨，江水渐涨，但那水却是碧绿清澈的。从前那一江浑黄的大水每经雨季就像泥浆一般，裹挟着沿江两岸的泥沙一路咆哮，但多年的退耕还林使得长江中上游草木丰茂，牢牢地抓住了山地。随着春天的花儿纷纷扬扬飘下的雨水，只是想来亲昵它们，并不像往日那样带走它们，两败俱伤。这三峡花雨，变得越加多情温润，在这春光里，在高山大川的拥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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