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香花，系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观念基础。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与传统的道德观念有关，也与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独特的生产方式有关，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使然。今天回顾“家国天下”意识的形成，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与借鉴。

　　“家国同构”观念的历史渊源

　　在儒家的思想结构中，礼乐教化为其根本，“家国天下”的道德观念即是以此为生根之处。荀子在《王制》中指出，“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教化是通过对人的身心予以规范，在持久的作用下，使外在的道德指令转化为内在的知行范式，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以达到长治久安。

　　与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的特点是幅员辽阔，边境线很长，民族、地理、文化多样，使得中国的治理难度极高。然而，中国自三代以来便以“四土”“天下”为声教范围，这对于早期国家而言，实现起来尤为不易，这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不能完全依赖政治与法律，还需要辅以德治。三代德治以文武、周公之政为集大成，儒家将之视作礼乐教化的渊薮，并以之为王政典范来喻教历代君王。西周将王畿之地之外的广阔地域分封给同姓或功臣，让诸侯管理封地。随之而来，如何约束诸侯等社会管理层，便成为西周朝廷面临的关键问题。西周的解决方案是以宗法制来维系分封制，通过宗族认同以培育政治认同。礼乐教化的中心任务实际上是通过宗族认同以培育政治认同。

　　西周的国家与社会具有同构性。从国家制度来看，施行的是分封制；从社会制度来看，施行的则是宗法制。家国同构决定了政治关系实质上是由血缘关系来确立的，传统儒家以“君父—臣子”来表达这种关系。由此在社会意识领域中，孝、忠合一，这成为“家国同构”的观念形态。儒家普遍相信用以规范家国同构关系的是周礼。虽然现存礼书的文本形成脉络十分复杂，但是西周以礼制规范贵族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史实则为真。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西周推行礼乐教化，并非是政治权力运用中的权宜之计，而是基本国策。礼乐精神一经确立，这种以内制外、以德化民的做法便成为历代统治者遵奉的治国经典。源于早期国家家国同构关系的伦理观也成为传统中国的重要价值观念。即便秦以后社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贵族制变为官僚制，但早期中国宗法制意义上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经抽象扬弃后，以“修齐治平”德目成为中国人的人生信念与精神追求。

　　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到“家国天下”的精神结构

　　周秦之后“家国天下”观念之所以仍然能够流传后世，与历朝历代的德治国策有关。在长达两千年的实践中，德治的形式日益广泛，既有显性的系统化程序，如朝廷规定教育、选士制度，也有“润物细无声”式的渗透影响，社会共识由此而凝聚，社会风气也由此而改变。

　　德性教育始于春秋时代的私学。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和官学教育，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了德性教育的延续。而隋唐以降施行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与教育的垄断，寒门士子亦有资格跻身于官僚队伍。这一改变不仅是王朝统治基础的扩大问题，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再次同构。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与明代东林书院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是对科举时代士人精神领域中家国同构意识的真实表达。在制度设计中，科举所选之士为认同儒家仁德观念并以天下为己任者，躬行儒家教化。在这一过程中，德治既依托于文化、教育制度，同时也内置于政治领域，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由此相向发生。

　　在“润物细无声”式的以德化民这方面，儒家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家国同构的观念被儒家进行了内在性的转化。其所进行的话语转换，首先是道德主体的转换。《论语·学而》篇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人们在家庭伦理中感受到的亲情血缘之爱，成为对他人之爱的起点，进而成为社会责任感与入世精神的基础。

　　儒家学说肯定人内心的自然情感，故以类似于自然秩序的差序结构理解伦理关系。儒家以基于血缘的亲情之爱为基础，从自然的血缘之爱推广扩大为更大的伦理关系，建构有差等的爱。家族观念成为伦理观念的根基所在，孝悌忠恕爱敬，无一不是筑基于家族观念。但儒家的精神追求又要超越自然秩序，以己推人、由近及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发展为“民胞物与”的精神自觉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将基于自然血缘之爱升格为对天下的责任意识，是儒家作出的重大思想贡献。

　　德治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说之形成的关系甚大。道统与政统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从儒家内部派系关系来看，道统的意义在于统一儒家思想。从道统论的思想形态与价值主张来看，它兼收并蓄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与诸子之优长，为国家灌注了精神气质，确立了核心价值观念。

　　正因德治主张以天道为依归，其施行则以天下为范围。在儒家话语中，天下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空间，其建构准则即政治伦理秩序与文化思想规范，儒家的责任即通过教化将天下文明化。儒家的这一主张与秦汉以后中国的国家结构暗合。传统中国虽以农耕区为核心区，但亦囊括游牧区。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便是调节不同经济形态的关系，将具有不同生计的族群纳入统一的治理体系中。教化天下的意识正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可见，德治教化关乎天下的长治久安。

　　“家国天下”传统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汲取家国天下意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作用，他指出：“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家国天下”意识作为积极的入世精神，将个人发展的诉求与社会进步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一道德自觉，社会成员才具有了责任担当、价值共识。

　　首先，在今天，家作为基本情感纽带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弘扬传统孝道，强化纽带和责任意识。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其次，“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重要维度，它既连接传统的修齐治平，也连接社会、民族国家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最后，支撑和实现“家国天下”精神的是仁爱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内心的“天人合德”实际指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中的相生相与，它肯定世界是交感的，自然规律和人世伦理是可以相互推演的，也是相互一致的。仁爱原则也是动态原则，原始儒家主张根据内在的“生生”之德，在矛盾的转化中主张“穷达以时”“与时偕行”。宋儒也以“生生”释“仁”，把原始儒家的仁范畴与《易》之“生生”相结合，使仁升格为表示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把“相生”当作自然万物蕴含的内在目的。仁爱原则也是“相生”的凝合原则，这在伦理意识上表现为中正平和、诚实无欺、敬爱相与，虽有竞争，但在竞争中能够冷静达观、互利互惠，实现“里仁”之美，建构互助型社会。

　　由此可见，儒家教化传统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中国智慧”。它成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基础与施政方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家国同构”早已超越了其原始意义，从社会结构升华为精神结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时代已变，儒家教化论内秉的优秀文化部分也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家国天下”意识，以其温柔敦厚的底色、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合共生的包容心，不仅能为个体生命提供精神关怀，而且有助于维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力，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大力弘扬。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8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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