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是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实践途径是修己安人，经邦济世；价值理想是以身报国，建功立业。家国情怀作为个人对家庭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与热爱，是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伦理基础和情感状态，在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历程中有着深厚的滋生土壤和历史渊源。

一

　　古老的中国迈入商周时代，已经形成比较稳固的氏族血缘宗法制度。这种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确立嫡长子继承权和主事权的父系家长制，利用父系家族关系的亲疏来决定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把血缘纽带同政治权益结合起来，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基本特征，也是组成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支架。这与古希腊、古罗马同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颇为不同。古希腊、古罗马在掌握铁器等生产工具后，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逐步被家庭个体生产所代替，通过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发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径步入文明社会发展旅程。中国在使用铁器等生产工具后，则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乃至增强原始公社的组织形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发挥集体协作的力量，通过发展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踏上文明社会发展道路。由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时不是剪断而是保留了氏族制的“脐带”，氏族血缘宗法制的产生实乃自然而又必然之事，因为它既孕育于社会历史母体的胎盘之中，又适应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发展的需要。

　　殷周以至春秋，所谓邦、国“八百诸侯”等，实际是由血缘宗法遗风为基础的氏族—部落—部族国家构成。因此，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只具有个体家庭成员的“私人”关系，而且要遵守一种“公共”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以父子关系为心脏和骨骼的父系家长氏族首领，首先要具备优良的才干和德行，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有所建树。他在本家族、本部落及部族中得到认可，赢得地位和权威后，才能进一步联络和团结其他氏族、部落、部族，逐步拓展邦国的疆域以“一统天下”。这种“由家而国”的真实社会进程和历史事实，既造成人们对家庭、家族、宗族及其人伦关系的高度重视，也促使人们形成爱家、爱乡、爱国情感交织的民族心理，从源头上为中国社会发展植入了伦理与政治交叉重叠的紧密关系。

　　由这种氏族血缘宗法制所决定，社会自然形成相应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或者说礼义道德，也就是孔子所竭力维护和推行的以“周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套思想观念或谓礼义道德，在《礼记》里被简要归纳为“五止十义”。“五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在这套人伦礼义的制约和笼罩下，处于任何社会地位、充当任何社会角色的人，不论是处理纵向或横向社会关系，均有明确而严密的道德规范。“五止十义”以君臣、父子的关系为主干，又以臣、子的责任或义务为重点，敬是忠，也是孝的表现形式，忠是敬的重要内涵，也是孝的具体形态。就此而言，朝廷的为臣之道与家庭的为子之道，分为异途，实为一理。

二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演进到夏商周时期，“家国同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血缘亲情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不仅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而且两者的传承方式也如出一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国与家虽有大小之别、上下之分，却仿佛一个有机体的微小局部与庞大整体的关系，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又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一方面，家是国的最小社会单位、是国的细胞和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使我们的先人将家与国的治理几乎看作是同一回事。

　　《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说：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这虽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国社会的主从等级秩序，表明尊卑上下之异，但也显示出血缘亲情之和，传达了家与国紧密相连的信息。在这种“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等级分封、家国“胶结”的社会结构中，“家”里对父母之“孝”与“国”中对君主之“忠”自然结合在一起，“亲亲”与“尊尊”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融为一体。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如此等等表明，先秦思想家常常把家与国的联系看作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家兴可以影响国运：“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曾子语，见《大学》第十章）另一方面，国乱则不免家丧：“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这种“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的家国同构认识，长期延续、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稳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结构。

三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知，正是家国情怀萌生滋长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换言之，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母体上，自然且必然地要“涌流”出家国情怀的“乳汁”，正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散文体史书，也是一部汇编上古时代政事公务文献的文集，其中多处透露出华夏民族的“国”具有“家”的亲缘性：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虞夏书·尧典》）

　　这里描绘的“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情景，是对尧帝的赞美之词，无疑有些夸张或者说具有理想色彩，但也反映出中华民族形成之初，所谓“天下”或者说“国邦”，实际上带有一定家族同盟的性质。这一点到了舜帝时期进一步明朗：“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虞夏书·益稷》）

　　《尚书》立足家国同构社会现实而记载传播的家国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也是历代胸怀抱负者实现人生理想的实践途径。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依此而论，要想“天下归仁焉”，则要从做人的最根本处孝顺父母、敬爱兄弟等做起。可以说，为仁的基础在血缘亲情之中，而治国安民则是对血缘亲情的放大。

　　《大学》里“八条目”对此说得最清楚：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一方面强调一个人要想立德于天下，就要为国效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想报效和治理国家，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整顿好家庭和家族，则应从修养自身做起，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上下功夫。如此，不仅将个人、家庭、国家纳入联动递进的演进链条和轨道，而且为千千万万明德有为之士指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家国情怀的产生和弘扬，正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开拓前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激励人们为国为家拼搏奋斗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力量。

　　总之，萌生于商周时期的家国情怀，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感基础之上，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到心怀天下、报效国家，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天然亲情推己及人并由家及国，拓展和上升为关心社会、积极济世的责任意识和伦理要求，有力促进了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的良性互动。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部分，家国情怀高扬对家庭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关心、维护热爱、奉献担当精神，数千年来如春雨润物，浸润和滋养中华儿女的情感与心灵，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创造可歌可泣的丰功伟业，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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