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回到巴彦岱的王蒙(右二)与维吾尔族乡亲们在一起。

　　2013年5月，王蒙在新疆观看文化部艺术小分队演出，应邀起舞。　　彭世团摄

　　1981年，时任北京作协副秘书长的王蒙回到伊犁巴彦岱体验生活，与骑着毛驴的村民伊萨克在一起。

　　8月27日，新华社发布《关于“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的公示》。在“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中，王蒙的名字位列其中。

　　在很多方面，王蒙都堪称一个传奇。他14岁入了党，决心把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19岁，他因写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名震文坛。此后60余载，他写下近2000万字的作品。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王蒙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创作之路。其作品《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他发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影响了不止一代年轻人，成为他们的偶像。他年过八旬，却依然精神矍铄，每年都有新的作品问世。他还曾远离北京，在遥远的新疆度过了16年的青年岁月。

　　16年对于王蒙来说，只是他85年生命中一段不算长的岁月，但无疑在他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他离开新疆，却永远无法忘记曾与他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维吾尔族农民，相继写下《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你好，新疆》等名篇。在自传《半生多事》中，在多部作品中，他详细回忆和记录了那段往日的时光。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王蒙写下70万字的长篇小说巨著《这边风景》，描写了美丽的伊犁河谷风情。搁置近40年后，2013年略加修改，付梓发行。《这边风景》出版后，因其反映了当地人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内容包罗万象，被誉为新疆的“清明上河图”，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并已译成韩文、阿拉伯文等语种出版。

　　新疆有幸拥有王蒙。通过王蒙的妙笔，人们知道了远在边疆的维吾尔族农民的智慧、幽默和令人感动的人情味儿。而在新疆的那些年，也充实了王蒙的人生，丰富了他的写作空间。

　　16年的新疆生活，王蒙着墨最多的是1965年至1971年在伊宁县巴彦岱镇(原红旗人民公社)的经历。巴彦岱这个小小的镇子因为王蒙曾经驻足，而有了别样的意义。王蒙说：“回想和谈论我们在伊犁的生活，唤起并互相补充那些记忆，寄托我们对伊犁的乡亲、友人的思念之情，快要成为我和家人谈话的一个‘永恒主题’了。”

　　“我只知道你是巴彦岱的一个农民”

　　1965年4月，王蒙来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的巴彦岱镇。那双从18岁就拿起笔写出《青春万岁》而轰动文坛的手，在巴彦岱却很自然地拿起坎土曼(新疆少数民族的一种铁质农具)，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之中。

　　他租住在公社一位善良、睿智的农民阿卜都拉合曼老爹家。一开始，他住在老爹家那间仅4平方米的厢房。在门楣处一块三角形的缝隙里，竟然有两只燕子飞来做窝。纯朴善良的老乡们都说，老王真是一个好人啊，那么多年没来的燕子，竟愿意在他的门廊做窝。这朴实的善意，时隔多年，还令王蒙念念不忘。

　　因为两只燕子选择了王蒙，整个公社都接纳了王蒙。

　　没过多久，阿卜都拉合曼老爹就邀请王蒙搬到他们所住的屋子。就这样，他和阿卜都拉合曼老爹、赫里其罕大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住就是6年。由于老爹和大娘纯朴仁义，王蒙与他们亲密无间，公社的人渐渐把他当成这个家庭的一位成员。

　　对于阿卜都拉合曼老爹和赫里其罕大娘，王蒙怀着最深的感情和最大的敬意。在小说《虚掩的土屋小院》里，他写道：“在我成人以后，甚至与我的生身父母，也没有这种整整6年共同生活的机会……我一想到阿卜都热合曼老爹和赫里其罕老妈妈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觉得如果说我20年来也还有点长进，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

　　对于维吾尔族的习俗和生活，王蒙真心热爱、用心理解、融入其中。他回忆说：“我常参加丧葬乃孜尔(祝祷聚会)，参加歌舞饮酒聚会，听到各种艾买提赛买提(犹言张家李家)的家长里短，乃至私密、逸闻、传说、笑话。我很快就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一员了。”在巴彦岱，人们渐渐习惯了这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干起活儿来却不惜力的老王。

　　王蒙给予农民兄弟的情谊，也被他们百倍地回报着。当得知王蒙的处境时，阿卜都拉合曼老爹用他质朴的智慧之言安慰他：“不要发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诗人，没有诗人的国家，还能算一个国家吗?您早晚要回到您的‘诗人’岗位上。”他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维吾尔族对于“诗人”——写作者的敬意，也抚慰了王蒙焦灼的心。赫里其罕大娘总是慷慨地与王蒙分享家里的一切食物，诉说生活中那些细微又真切的疼痛。1968年，王蒙带着妻子，步行5个多小时来到小院，赫里其罕大娘邀请他们在小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她轻盈地爬到树上，摇落刚刚成熟的二秋子苹果，热情地招待他们。

　　那些可爱的农民兄弟，当他们邀请王蒙到家里赴宴，一口一句“房子去”，然后用肉饼、甜食、奶茶、抓饭、酒菜、拉面和酸面片汤等竭尽所能招待他时，已经把王蒙当成自己的兄弟和亲人。即使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在王蒙的笔下，那种美好的故事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们之间的情谊如何不让人感动?

　　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维吾尔人民，并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可贵的启示。他说，维吾尔人喜欢的一个词叫做“塔玛霞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是一种游戏精神。维吾尔人常说：“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塔玛霞儿。”这种豁达的精神也感染着王蒙。他感慨，人生的每一天，本来就是伟大的呀!

　　回首在新疆的16年，王蒙最怀念的一定是在巴彦岱与维吾尔族农民兄弟一起生活的这6年。当作别这块他生活过、用汗水浇灌过的土地时，作别这块在孤独时给他温暖、迷茫时给他依靠、苦恼时给他希望、焦躁时给他安慰的土地时，他最不舍的一定还是那里可爱可亲的农民亲人。

　　1981年，王蒙重返巴彦岱。巴彦岱的故人全都来迎接他。小老弟阿卜都热合曼库尔班对他说：“我不知道王蒙哥是不是一位作家，我只知道你是巴彦岱的一个农民。”

　　没有比这更好的褒奖了。

　　“立即投入，无需磨合，如鱼得水，乐在其中”

　　妻子来到伊宁市的一所中学教书后，王蒙在伊宁市也置了一个家。平时在巴彦岱劳动，遇到假日休息，他就回到伊宁市的家里。王蒙是多么喜欢伊犁啊!他说，“让我们来到伊犁吧，来到这天山系脉之中的这块富饶、温暖、单纯而又多彩，快乐亲切而又常常唱着忧郁的酒歌的地方。”

　　他把在伊宁的那段岁月写在小说《逍遥游》中。在小说里，他赋予朝夕相处的人们新的名字，不变的是那份真挚的情谊。在伊宁，他从一位名叫次薇特罕的大娘手里租下了她9间半房子的一间半。在这个王蒙住了好几年的小院里，有脾气暴躁又善良的维吾尔族大娘次薇特罕、孱弱羞涩的瓦里斯江、假小子一样的姑丽娜尔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琪曼古丽，有热心又有点爱八卦的满族女人白大嫂、一位孤独枯瘦的哈萨克族老太婆和可爱的汉族小夫妻赵自得和林晓钟。

　　那位像假小子一样的姑丽娜尔和母亲每每打了馕，就用围裙包着一个形象和色泽都非常完美的小馕，送到王蒙家里。王蒙感慨说，维吾尔人这种朴素的情意比什么都珍贵。当瓦里斯江终于第一次自食其力在汉族巴扎卖凉茶和糖水时，王蒙特意去买了他的凉茶，为他加油鼓劲。瓦里斯江亲热地叫他“王民(蒙)哥”。与那对可爱的汉族小夫妻来往，王蒙则像一位兄长。他听林晓钟读巴金的小说，和他们亲密地打牌、聊天。甚至除夕夜，王蒙都与他们一同度过。当哈萨克族老太太的儿子病逝时，王蒙按照当地的礼俗去看望老太太，并参加了葬礼。而当院里的女大学生结婚时，王蒙和好友也按照时尚送了一套红皮精装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

　　就在这些琐碎又动人的故事里，伊宁这个西北边陲的小城，与王蒙结下了不解的缘分。1966年，王蒙的二姨在伊宁去世，王蒙强忍着悲痛筹办丧事。巴彦岱的老乡听说了，全都赶来送葬。他们对王蒙说——也许二姨压根儿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人，她千里迢迢来到伊宁，就是为了落叶归根。这种朴素的生死观大大地安慰了王蒙。回忆这段往事，他说，自己永远怀念那个年代的民族团结，永远感谢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这块与王蒙息息相关的土地埋葬着他的亲人，也与他有了更深的联系。

　　1969年，王蒙搬离住了两年的小院，住到妻子教书的中学家属院。那年，女儿伊欢出生，他们请了一位名叫玛依努尔的高中毕业生来帮忙。玛依努尔完全按照维吾尔族的育儿方式照顾伊欢，不仅买了维吾尔族的婴儿摇床，还教她维吾尔族的舞蹈动作。当伊欢一边吃新疆人惯常生吃的洋葱头一边被呛得流眼泪时，王蒙不禁会心一笑——伊欢的身上也烙下了这块土地的烙印。

　　对于维吾尔人的生活，王蒙说他是“立即投入，无需磨合，如鱼得水，乐在其中。青春、善意、决心、理念，是万能的钥匙，它们打得开每一个生活和人的大门”。

　　从巴彦岱农村到伊宁小城，王蒙与维吾尔人成为朋友和至亲。他意识到人的多样，也感知心的真挚和可贵。想到这里的人民，他在自传里不无遗憾地发问，这些边远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理念是什么呢?是否有人关心这种活法和有关这种活法的学说呢?

　　其实这个问题，王蒙早已亲自书写了答案。那答案，总是让人心生无限的感动和思考。

　　“我读了维吾尔语的‘博士后’”

　　在新疆的16年，王蒙完成了一项在旁人看来绝无可能的事情——熟练掌握了维吾尔语。1973年，王蒙回到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研究室工作之后，他的维吾尔语水平已经能够参与《新疆文学》维吾尔文版的编辑工作。

　　当有人问他，在新疆如何度过了漫长寂寞的16年时，他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预科，5年本科，3年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再有3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吗?”

　　掌握了维吾尔语以后，他参与了周恩来总理诗歌的维吾尔文翻译工作，还翻译了伊犁青年作家马合木提·买合买提的短篇小说《奔腾在伊犁河上》。

　　他学维吾尔语着了迷，感叹道：“小舌音、卷舌音和气声音，这都是汉语里所没有的，更困难的是那些大致与汉语的音素相近的音……语法就更麻烦了，什么名词的6个格，动词的时、态、人称附加成份……真是怎么复杂的怎么来呀!而它们又是那样使我倾心，使我迷恋。它们和所有的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联结在一起。”

　　离开新疆以后，王蒙依然不忘说维吾尔语，他把维吾尔语溶进了自己的血液。不仅如此，他还用从维吾尔语中学到的知识写下许多关于新疆的小说散文。1980年，他到乌兹别克斯坦访问，经过短暂的训练，即可与当地人用和乌兹别克语相通的维吾尔语交谈，惊动了当地人!

　　他还研究维吾尔语的歌曲，学会了很多首维吾尔族民歌。他在小说《夜半歌声》里写道：“我从来还没有听过像伊犁民歌那样忧伤、又那样从容不迫而且甜美的歌。它充满了甜蜜的忧伤和忧伤的甜蜜，唱完听完以后，你觉得你已经体验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你已经升华到了苦乐相通、生死无虑的境界……我从来没有听过像喀什噶尔民歌那样温柔又那样野性的歌。它充满了野性的温柔和温柔的野性，唱完听完以后你觉得全部生命、全部身心都得到了尽情地发挥。”

　　王蒙学习和使用维吾尔语的精神，赢得了维吾尔族同胞对他的尊重。谈到学习维吾尔语的经历，他说：“话通心也通……我学的不仅是语音词汇语法，我学的是声调，是场合，是心思，是文化，是格局也是方式，我贴近的是维吾尔人民的灵魂。”“话换话，心交心，话与心放在一起，我此生最快乐最成功的事情之一就是赢得了维吾尔人民的友谊与信任。”

　　王蒙经常用维吾尔语向巴彦岱的各族农民讲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孔子的名言，讲苏东坡的故事，讲人类科学的新成就。1969年7月，王蒙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航天飞船阿波罗十一号在月球软着陆的消息，便把消息告诉了阿卜都拉合曼老爹。老爹坚称“月球距地球的距离，骑上一匹快马，走40年也走不完”，王蒙所讲述的科学成就在质朴的老爹心中引起巨大反响。老爹前思后想，最终接受了这一在他看来绝无可能的科学巨变。当一位拜访王蒙的记者带着一台牡丹牌小型半导体收音机来到老爹家里时，从未见过收音机的老爹和大娘听到收音机里放送出维吾尔语的新闻和音乐节目时，都惊呆了。老爹和王蒙彻夜交谈，想要知道半导体收音机的原理，还探讨了科技、宇宙和人生的奥秘。王蒙把新的知识带到巴彦岱的农村，让巴彦岱的农民对世界的思考多了一个维度。

　　1971年，王蒙从伊犁回到乌鲁木齐，逐渐参与到文艺创作工作中，与著名诗人铁依甫江和克里木·霍加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铁依甫江是最受维吾尔族崇敬的诗人，年仅16岁就曾出版轰动新疆文坛的诗集。王蒙说，他对铁依甫江的激赏使得他总以为所有最好的维吾尔诗歌都一定出自铁依甫江笔下。在铁依甫江和克里木·霍加先后去世之后，王蒙写下了《哭老铁》《春风满面的克里木·霍加》两篇文章，记录他们之间的友情。在《哭老铁》这篇悼文中，王蒙遗憾地说，在老友“老铁”有生之年，自己竟没能翻译他真正的佳作。而对克里木·霍加，王蒙怀念地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好人，好诗人。随后，他又充满感激地写道：“我们轮流抽莫合烟和阿尔巴尼亚香烟，我们用各种警句妙语谐语来相互安慰解脱，曲折地表达我们的心意。那样的生活，不是很幸福吗?”最好的友情，最难忘的故事，都已经在王蒙的笔下了。

　　受王蒙的影响，很多有才华的新疆作家走上写作之路。1973年，他和几位画家赴伊宁县红星公社创作连环画《血泪树》。那年，哈萨克族著名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年仅19岁，在红星公社当一名新闻通讯员。艾克拜尔负责给创作组担任翻译，但他发现其中有一位戴着眼镜的人不需要翻译就可以直接用维吾尔语交谈。王蒙的睿智、健谈给艾克拜尔留下深刻印象，当他知道王蒙是一位连毛主席都夸奖过的大作家时，内心十分崇敬。此后，懵懂探索的艾克拜尔走上了刻苦的写作之路，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逐渐成为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

　　新疆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1979年6月，王蒙离开新疆。坐上火车回北京时，他哭了。16年的年华流逝，他从一个28岁的青年，长成为44岁的中年人，他的女儿在那里出生，他的亲人在那里逝去，他最好的年华与新疆这块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

　　这不是告别，而是王蒙新的新疆故事的开始。

　　1981年，在离开新疆近两年以后，王蒙重返新疆，又回到巴彦岱，和他的维吾尔族农民兄弟把酒言欢。他用深情的笔触写下《故乡行——重返巴彦岱》——他已经把伊犁当成第二故乡。

　　此后，几乎每一年，他都会重返新疆，和新老朋友畅叙友谊。他写了多部有关新疆的小说和散文。有评论家说，他的语言风格里已经有了维吾尔语的特点。

　　这些年，王蒙每年要为中央党校新疆班授课两次，已持续20余次，主题是民族文化和现代化，深受党校领导和学员们的欢迎。

　　2013年，《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王蒙，问到他对援疆工作的看法。他说：“这些年，中央让各地政府支援新疆发展建设，力度很大，去的人很多，建设了很多项目。从城市到乡镇，高楼大厦、医院、学校、剧院，花的钱不少。当地政府的评价非常高。但我提个小小的建议，咱们做了那么多项目，能不能直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比如，内地去新疆工作的人，能不能本地化一些，能不能吃些羊肉吃些馕，至少不要自己带厨师去吧?要多给当地人一些打工的机会，让他们切身感受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这边风景》出版以后，王蒙说：“离开新疆多年了，但我对新疆的写作和回忆从没停止过。各民族之间需要爱、理解和沟通相维系，换句话说，需要一种精神层面的混凝土。我把《这边风景》和《在伊犁》等以新疆为背景的系列作品，视为自己对新疆的回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为民族间的了解与团结尽一点微薄之力。”

　　王蒙从新疆回到北京以后，又写出《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小说等影响深远的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王蒙的创作丝毫没有减速，平均每年出版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著作3种。2014年初，45卷本、1600万字的《王蒙文集》出版发行，记录了王蒙跨越60个春秋的创作生涯，囊括了他对生活的感知和对社会的思索。2019年第一季度，他发表了小说《生死恋》《邮事》《地中海幻想曲(二篇)》。他的主题永远新鲜，他的精力始终旺盛。王蒙，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

　　当我们在他的诸多创作中细细找寻时，总能发现新疆这个绕不开的主题。新疆哺育了王蒙，王蒙也深深地热爱着新疆。

　　(本文参考了王蒙《半生多事：自传第一部》《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南方周末《这边风景：王蒙的新疆16年》，特此致谢。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王蒙八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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