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林志钧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熊十力与他论学颇多，在《十力语要》等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冯友兰对他的佛学修养颇为敬佩，曾请他审读《中国哲学史》中的佛学部分。梁漱溟在晚年曾专门撰文回忆这位挚友：“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尽管如此，林志钧的思想面目却颇为模糊。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林志钧生平吝于著述，下笔颇为谨慎。但是从现有的文献中，依然可以勾勒出林志钧的思想侧面。

　　林志钧（1879—1960），字宰平，福建闽侯人。1907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主要活动在司法、外交领域，1927年辞职专注于学术研究，在清华国学院、北大哲学系等地讲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林志钧流离失所，在北京、上海及武汉之间往返，1938年秋天迁居天津。1948年夏移居上海，1949年返回北京居住直至逝世。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冯友兰和梁漱溟等人虽然都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们最初的哲学思想演练却是在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中心的思想脉络里展开的。1923年因为张君劢的一次演讲而引发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实际上不过是1910年以来一连串思想事件发展的一个结果。在这场论战之前，围绕梁漱溟《究元决疑录》的讨论、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发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以及倭伊铿和柏格森等人的哲学思想的输入，都为这次论战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铺垫。正是在这个思想脉络里，熊十力开始面对中西哲学的差异问题，面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冯友兰完成了《一种人生观》，梁漱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西文化论，开始“人心与人生”的思考。这些问题意识和思考，构成了现代儒家哲学的基本原色。

　　和他的新儒家朋友们一样，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林志钧非常重要的一次思想亮相。林志钧1920年12月15日从上海出发开始欧游，和大约一年前梁启超的欧游一样，他们都关注到当时欧洲两位重要的哲学家倭伊铿和柏格森，这两位欧洲哲学家将成为他们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个“知识仓库”。张君劢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1921）中写道：“宰平之来欧，其见面第一语曰：此来大事，则见柏格森、倭伊铿两人而已。”张君劢在谈话记里，记录了许多林志钧与柏格森之间的问答。这种极具现场感的文献，不仅让我们好奇作为当时西方哲学界顶尖人物的柏格森，如何与来自刚和西方哲学发生交集没有几十年的中国的学者进行对话，而中国学者的关注点又在什么地方。林志钧的好奇心在于柏格森的“直觉”概念，而柏格森的好奇心则在于一些“东方主义”的奥秘。林志钧问柏格森哲学的直觉、感觉的直觉以及空间的直觉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柏格森说他的直觉是一种直接的知识，是一种“同情”，是一种超智的直觉——这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林志钧有一篇《倭伊铿谈话记》专门记录了与倭伊铿的见面情况。在他的理解中，倭伊铿哲学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把个人精神超入宇宙。宇宙观人生观融合为一而又不断地向上创造。生活无止境宇宙无止境，宗教亦无止境。这就是蓬勃热烈元气焕发的倭伊铿哲学”。倭伊铿的谈话还给予了林志钧一个哲学史的批判视野，例如如何站在人生哲学话语的立场上对实证主义等哲学进行批判。

　　林志钧这次欧游在思想层面上的收获是非常丰富的，与柏格森和倭伊铿的接触，给林志钧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准备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武器。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中，林志钧首先指出丁文江所说的“科学”概念的模糊性，这与梁启超的质疑是一致的。接着又谈到丁文江的“论理”概念与“科学”概念的混淆。通过讨论心与物、因果律与纯粹心理现象关系等现代西方哲学关键问题，林志钧步步为营仔细辨析丁文江论证过程的矛盾之处。这个反驳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林志钧是受柏格森等人生命哲学的影响，以至于对心与物的关系，对因果律与纯粹心理现象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值得补充的是，和一般所认为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场科学与反科学之争不同，对林志钧来说，他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反对机械主义的“科学”，反对丁文江的“科学”论说。其实，作为林志钧“人生哲学”知识资源的西方生命哲学，不仅没有反对“科学”，反而拓展了20世纪的“科学”概念。科学与哲学也是熊十力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以后在他的《十力语要》等著作中被不断拿来讨论。林志钧提到写这篇文章之前已与熊十力有过讨论。熊十力与林志钧一样强调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分别，但是特别强调它们之间的“相需为用”，不主张“入主出奴”。

　　除了科学与哲学问题之外，中国哲学的特质是林志钧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林志钧《中国哲学之特点》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去探求中国哲学的特质。在林志钧看来，中西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中国哲学不注重本体论、知识论，也不看中抽象的分析的知识。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在其“完整性”，也就是体用不二、天人不二。林志钧特别强调了体用的不可分裂：“此二者，犹一物之有正负两面，所以不能划为体自是体，用自是用。体用是相互的。犹之有无，刚柔，虚实，内外，先后，分合等等，这些概念，皆是相互，没有一方面单独作主。所以中国思想范畴，没有所谓主体，如亚里士多德十范畴，其第一主体，为第二以下各范畴之主，犹之逻辑命题之主词，皆名符其实的，是一个为主之体。”在这一点上，林志钧与熊十力的体用论形成了呼应。

　　熊十力在1948年发表的《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中指出：“宰平为学首重分析，其术盖得之印度唯识法相，而亦浸染西洋逻辑。唯识之论，自唐以来，号为难究，宰平析其名相，详其条贯，辨其思想脉络，如大禹治水，千万流派源竟委，疏壅解滞……盖其中年后，思想渐由佛以归于儒。”熊十力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林志钧一生学术最好的定评。

　　（作者：张耀宗，系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讲师）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7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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