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双耳彩陶罐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文明元年”麻布残片

巩留县征集的红铜镰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大联珠纹锦覆面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彩绘伏羲女娲绢画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举办的“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由“丝路雏形”“丝路华章”“丝路梵音”三部分组成，从众多文化瑰宝中遴选了191件（套）自先秦至宋元时期新疆各地区出土的精美文物，包括陶器、金属器、纺织品、木器、纸张、佛造像、玻璃器等，让观众得以领略西域文化的魅力。

　　新疆自古就与中原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历史上，各族文化在西域交往交流交融，而这些互动的印记就悄无声息地留在了精美的文物上。

  本次展览的主题“万里同风”语出《汉书·终军传》：“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鲜活的文物体现了新疆和内地文化相通、血脉交融、命运相连的历史，用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传统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在这次展览中，有一件曾入选《国家宝藏》第二季的明星展品，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它就是彩绘伏羲女娲绢画。

　　这件展品1966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42号墓，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互动的典型代表。展品由3片原白色绢缝合而成，伏羲女娲二人上身相拥，下尾相交。左为女娲，发束高髻，身穿V字领宽袖衣，右手执规；右为伏羲，头戴网帻，上身穿红色V字领宽袖上衣，左手执带墨斗的矩尺。二人共穿饰有横条纹的红白花裙，色彩为黑、红、白三色。二人上方有太阳，尾下是月亮，两边是星辰。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员介绍，女娲手中的规，用于画圆，代表“天圆”的概念；伏羲手中的矩，用于画直线和方形，代表“地方”的概念。“天圆地方”是中原传统文化的内容，伏羲女娲手执规和矩，代表他们掌握着天地的规则。

　　汉代时期，伏羲女娲画像曾盛行于中原，唐代传入西域，还被加以改造，比如改为深目高鼻和对襟胡服。正如展品图案所绘，这足以说明中原传统文化当时传入西域后为人们所接受，并进行了很好的吸纳。

　　除此之外，彩绘伏羲女娲绢画上大下小，成梯形状，与棺木的形制一致，这是因为伏羲女娲画像图的一部分是叠放在棺木内，而大多数则是放在棺上的墓顶之上。画上的太阳、月亮与棺木上的蟾蜍等图案相对应，这样的丧葬习俗也来自中原地区。

　　除彩绘伏羲女娲绢画以外，“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也可以证明中原丧葬习俗对西域丧葬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件文物1959年出土于民丰县尼雅1号墓，用“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缝制而成。此锦来自中原地区，枕芯为植物的茎叶。此枕的主人是东汉时期西域鄯善国的贵族。有研究认为，汉晋唐时期新疆地区居民盛行用鸡鸣枕陪葬，应是受到中原汉民族丧葬习俗的影响。

　　经济生产的互动与借鉴

　　在夏商周时期，天山南北的河谷绿洲、山间盆地先后进入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天山南北不同的地理单元，产生了以农耕为主聚落而居的绿洲文明和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文明。随着不同地域人群间的交往、物质文化的交流、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西域各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甘肃、青海地区的彩陶文化、粟作农业技术向西传播，深刻影响了天山南北多元文化的发展。1976年从巩留县征集到的红铜镰就是中原生产技术传入西域的有力证明。

　　红铜镰用红铜锻造，体较长，弓弧背，尖弧，微翘，有明显的刃缘，刃缘经使用呈齿状，尾部有一穿孔，是收割庄稼的工具。从器刃部明显的使用痕迹来看，这一时期的新疆草原已存在农业生产，足以作为畜牧业的辅助。从这件农具还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技术向西传播，深刻地影响了天山南北的经济文化发展。

　　不仅如此，内地彩陶文化也传入西域，对新疆的陶罐制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展览中的双耳彩陶罐出土于天山北路墓地，器形简单，做工精致。陶罐口沿内侧及器身外壁按照不同部位满饰黑色的菱格网纹、菱格三角纹、交叉宽带纹，线条细密规整，美观大方。历史上，欧亚东部地区彩陶文化向西传播的线路被称为“史前彩陶之路”，而哈密盆地东接河西走廊，西连吐鲁番，是这条彩陶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有“新疆门户”之称。双耳彩陶罐的纹饰风格明显受到甘肃地区彩陶文化的影响，这意味着西域彩陶文化受到中原彩陶文化的浸润。

　　在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05号墓出土的大联珠纹锦覆面上，也能找到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痕迹。这件织锦纹样为椭圆形大联珠纹圈，联珠两两相对，中间夹“回”字形纹饰，联珠纹与“回”字纹中间夹有莲花莲籽，由白、蓝、黄、绿、天青等色构成，边缘有白绢荷叶边。整个图案对称严谨，色彩对比强烈，极具装饰性。覆面是葬礼中覆盖在死者面部的遮盖物，秦汉以前在中原地区已经出现。阿斯塔那墓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覆面，这件大联珠纹锦覆面便是其中之一，它表明新疆吐鲁番地区在唐代前后与中原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是广泛而深入的。

　　政令管理的畅通与有效

　　自西汉以来，历代中央政权都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机构的建立，屯垦戍边的实施，促进了西域的稳定与发展，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地推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程。大汉雄风、盛唐气象，是中华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

　　1973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19号墓的唐代“文明元年”麻布残片，反映了唐代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关系，表明中央经济制度在新疆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此麻布残片原白色，布上有“文明元年八月”“吴”等文字及两方的朱色印章，印文不清。阿斯塔那墓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麻类织物，包括衣物、被单、被褥、脚布等，时代自两晋至唐。在部分唐代麻织物上保存有墨书题款，写明年月、地区、布帛性质、纳布人姓名、数量等，并钤有州、县以及税收仓库管理部门的官印。而从该麻布的题记看，应该是唐文明元年八月一吴姓农民上交的调布。

　　据史料记载，唐代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纳粟二石，为“租”。随乡土所产蚕桑之乡每丁每年缴纳绫或绢或絁二丈，丝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若不从役，可以缴纳绢或布代替，谓之“庸”。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带墨书题记的布、绢，涉及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浙江等省区，这说明当时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区是将调和税上缴中央王朝，再由中央王朝调配到新疆地区，意味着当时唐王朝存在着援疆建设的政策。同时，这也反映出唐代国家的高度统一，反映出新疆和内地省区间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唐代租庸调制度在新疆的实施情况。

　　此外，“文明”这一年号存在时间较为短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几个月间，新疆地区就出现了该年号的调布，这充分说明唐朝时期中央与新疆地区的信息、政令往来畅通，也印证了当时唐王朝对新疆有着非常行之有效的管理。

　　“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展”展现了古代新疆缤纷灿烂的历史文化与这片热土上千百年来各民族共生共融的生活画卷。历史存留下的痕迹时刻昭示着：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演进的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及作用，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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