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交往与发展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不只是人民的记忆，更是我们继往开来的底蕴所在。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理好对外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充分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发挥自身优势，为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保障与智力支持，是历史学界肩负的重要使命。
7月11日至14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回顾与丝绸之路的互动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9年年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昆明市晋宁区委、区政府联合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云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展情况、研究视角创新、研究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一、追溯与展望，推动中外关系史及丝绸之路研究向新的目标迈进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黄纯艳、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方铁分别主持了研讨会的开幕式和大会主旨发言。专家学者追溯和展望了中外关系史及丝绸之路研究的互动历程和发展方向。
云南大学副校长李晨阳在致辞中指出，重视中外关系史研究尤其是西南地区对外关系史研究是云南大学的优良传统和特色，此次研讨会为推进云南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秘书长乌云高娃代表会长万明致辞。她谈到，随着“全球”这一词汇在史学论著中的频繁出现，史学研究的全球史转向成为一股潮流，并将中外关系史研究推到史学研究的前沿。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段渝在致辞中系统介绍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并指出应从理论和实际等多方面开展对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以欧亚乃至全球的视野，整体把握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考察丝绸之路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卓越贡献、巨大影响和重要作用，以此推进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后续的主旨发言中，段渝进一步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三次高潮及相关成就。
昆明市晋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飞鸿在致辞中梳理和总结了晋宁地区开展郑和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并结合晋宁的发展现状指出晋宁作为郑和故里、古滇都邑，在传播郑和文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于向东在主旨发言中对近40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的史料整理、研究理论、研究范式、整体史和断代史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史料挖掘与利用不足、研究理论创新滞后等挑战。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阎根齐探讨了郑和船队在广东至西沙海域的航线和地名，提出郑和船队航线是我国古代南海丝绸之路的一条著名航线，分析了郑和船队在海南的文化遗产。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以“郑和航海与阿拉伯人航海之比较”为题，认为郑和船队的“过洋牵星术”是中国版本的航海技术，郑和航海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人类海洋利益共同体。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院长罗群以云南为中心，从国家视域、地方视域以及边疆民众视域探讨边疆观的历史书写与建构，提出边疆观是历史发展与现实结合的产物，揭示出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不仅形塑了“中央属土”和“周缘边陲”的疆域空间观念，更反映了近代主权国家世界体系下边疆认知由“模糊的王朝疆域”到“清晰的国家边界”的转化。
二、多元视角下的中国中外关系史与丝绸之路研究
在分组研讨中，与会学者围绕“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回顾与前瞻”“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学者与学术”“郑和与丝路的研究”“从古至今的中外交往”等主题展开研讨。
我国中外关系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渊源已久，学界要探寻前辈足迹，总结研究经验，找寻新方向。
乌云高娃对刘迎胜教授在丝绸之路的起源及命名、丝绸之路沿线物品交换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突出贡献进行了全面论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随安则通过纵向梳理郝建恒先生的人生经历，论述了郝建恒先生在中俄关系史研究以及俄语书籍文献翻译领域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从传统“朝贡体系”概念出发，总结了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并着重分析了其地缘政治根源。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杨富学通过对史料文本的再分析，考证贵霜王朝的建立者为大月氏而非大夏。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一农对学术界有关“疆域观”与“天下观”等研究进行回顾与探讨，主张相关研究要跳出概念陷阱，回归“中国话语”。贵州省博物馆助理馆员袁炜通过对两汉时期希腊文、拉丁文、巴克特里亚文和汉文中“吐火罗”“巴克特里亚”“大夏”三个词汇进行辨析，对“大夏”的名称进行了考证。鲁东大学教授俞祖华通过梳理从“协和万邦”理念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升华过程，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断创新发展的特征。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立英通过梳理学界有关近代云南留日学生的研究成果，认为可从转换研究范式、探索研究方法等途径来推进相关研究。
郑和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激励着一代代勇于探索的中国人开辟对外交往的新航向。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邹振环将郑和下西洋视为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前奏，强调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李飞鸿通过对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处理与他国关系的事例分析，认为郑和以和平为基本理念的做法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光辉典范。内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兰永海以论述郑和船队拥有全球制海权但满怀善意为切入点，强调当今人民海军在落实“海洋强国”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下捍卫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陆芸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与当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东南亚的实践相结合，对现阶段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与总结。
探讨不同路线的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互动关系，对于深化丝绸之路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永卫以整体史观和全球视野论述了秦汉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强调“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新乡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连旗通过纵向梳理先秦至汉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从宏观上分析当今“一带一路”建设同古代丝绸之路之间的联系。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王少泉分析了北宋时期陆海丝绸之路演变分水岭的成因以及这一研究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碧芬通过论述“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与历史价值，着重分析了“西南丝绸之路”对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的启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丁晓燕阐述了“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发展沿革与历史意义。宁夏社会科学院编审郭勤华强调宁夏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分析了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的特殊价值。
西安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乐庆介绍了丝绸之路考古资料中的骆驼形象，由此探究古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密切关系。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研究员贾建飞利用以19世纪英国兰姆利报告为代表的西方文献，论述了近代中俄万里茶道俄国段的路线走向与兴衰史。山东工商学院讲师李效杰以全球视角，通过分析唐末中国文献、阿拉伯游记与古罗马史籍中关于商人与鲸鱼的故事，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例证。
三、历史上的中外交往研究深入发展
秉承“以和为贵”“协和万邦”思想的中国，从未停止与世界交往的脚步。与会学者从不同维度展现了对历史上的中外交往过程的研究。
关于古代历史上的中外交往研究，多维视角精彩纷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英华通过对敦煌藏文医书与拜占庭医书《毕吉黄函》中救疗方的比较研究，介绍了拜占庭医药东传的基本情况。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唐均证实了亚欧大陆上草本植物芫荽的读音和字形是多元文明交融的产物。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胡嘉麟从骨器入手，论述了粟特人的祆教文化对东西文化交融的贡献。广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睿以幻术为例，对中古时期翟胡与天竺的关系进行考论。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詹嘉分析了唐代中外翻领人物画与三彩人物俑的制作工艺。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古小松论述了隋唐时期安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雪莲对元朝与非洲国家的交往进行了详尽梳理。南开大学教授庞乃明考证了明代欧洲火绳枪“鸟铳”传入东方的路径。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姚胜探究了明代中期撒马尔罕贡狮路线由陆路到海路变化的过程。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胡鹏飞分析了嘉靖至万历年间明王朝与缅甸关系转变的整体过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张勇揭示了《鸡足山志》的演变源流、内容特点和学术价值。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正寅以薙发易服为切入点，认为清朝的“内”与“外”和“中”与“外”是不同的两对概念。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冯立军分析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消费贸易，并探究了奢侈消费与跨域交流的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宁以清代老挝首次入贡事件为例，分析了清王朝边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彭建借助清代奏折档案史料论述了清缅战争时期清军的军粮供应问题。
关于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外交往研究，对现实发展的关怀凸显。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研究员康健以茶叶出口为切入点，论述了近代祁门红茶改良的历史进程。中山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郭丽娜介绍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档案部收藏的昆明档案的基本情况。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尹馨萍分析了近代云南盐业生产领域的生产者与生产关系演变情况，并论述了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代化影响下的云南盐业发展进程。四川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张涛借助1949年至1972年的美国报纸，讨论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华的基本舆论策略。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晓彤探讨了中缅边境地区缅甸流离失所群体的身份界定问题。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翁东玲论述了“一带一路”实践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正如学者所言，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内容不断衍生和发展，学科内涵不断深化。在继承研究传统的基础上，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予以认真的总结、概括和理论升华，完成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从而为建设“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言献策，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职责与使命。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编辑：闫若之 实习生 周振琪）最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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