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北非的交通，中国史籍早有记载，如《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牂柯道（夜郎道）”，《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中多次提及的“步头道”和“进桑道”。但长期以来，这些记载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相关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

　　从20世纪初开始，学术界开始关注古代中国西南与国外的交通问题，逐渐开展了中缅印交通研究，如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初步探讨了中印的交通线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不少学者就相关议题发表专门论著，如方国瑜著《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1941年）、郑天挺著《历史上的入滇通道》（1943年）、姚宝猷著《中国丝绢西传史》（1944年）、夏光南著《中印缅道交通史》（1948年）、桑秀云著《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1969年）、饶宗颐著《蜀布与Cinapata》（1974年）等。这些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然而，由于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的匮乏，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许多问题缺乏深入探讨，所涉及的领域也比较有限。

　　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的交通与贸易问题逐步受到重视。在政府的支持下，学术界迅速开展研究，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发展至今，掀起了三次“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究高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第一次研究高潮：提出“南方丝绸之路”概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西南地区开始迫切探索走向世界的道路，学术界敏锐地提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亚以至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交通线路早有文字记载，即《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结合西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学术界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在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掀起了高潮。

　　除文献研究外，实地考察是这一时期的亮点。一批学者考察了从四川成都到云南腾冲的交通线，明确了这条线路的主要走向。这是学术界第一次针对“南方丝绸之路”开展实地考察，虽然考察仅限于国内段，也仅限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举办以“南方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是该时期研究的另一个亮点。历次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众多中外知名学者参加，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交流。

　　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明确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主线路及道路的主要作用：在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就有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与域外进行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学术界将这条交通线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

　　二、第二次研究高潮：考察足迹从国内延伸到国外

　　进入21世纪，在大力推进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形势下，“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也进一步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以往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境内段的考察和线路研究上，学界对“南方丝绸之路”还缺乏完整而全面的认识，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尤其是难以适应文化建设方面的需求。

　　2007年4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成都市委宣传部充分协商后，设立了成都市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将“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外贸易作为研究重点，进而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全面研究。同年4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川、滇2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举行了大型的“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同时举办了“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展”，掀起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高潮。

　　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最大亮点，是在李绍明、何耀华、李学勤、耿昇、林向等老一辈学者的号召与支持下，川、滇、黔三省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学者联合起来，从三个学科的研究角度出发，共同攻关，将“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也有了突破性进展。成都市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率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国外段考察，学术考察足迹到达了欧洲和非洲，实地考察了“南方丝绸之路”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缅甸、印度、伊朗、土耳其、埃及、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俄国、哈萨克斯坦、越南、柬埔寨、泰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中收集到了大量考古资料，实地考察了交通线路、文物古迹等，使“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了国际性。

　　这一时期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组织性展开的层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列入科研主攻方向，每年组织5至10个科研资助项目；主办相关学术研讨会，包括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丛书、论文集。

　　在既往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将这一阶段研究的突破口定位在“南方丝绸之路”促进文化交流的功能之上。研究内容包括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川、滇、黔三省之间的文化交流，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西南地区与南亚、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间，以川、滇、渝、黔四地学者为主的学术群体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活动，包括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文物展览、拍摄电视片、开展中外实地考察、出版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等，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有一大特点，就是通过播放电视片、举办文物展览和出版普及读物，使“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走向社会，进入大众视野。例如，三星堆博物馆举办的“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展”汇聚了“南方丝绸之路”沿线2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提供的青铜文物283件，第一次集中展示了古代西南地区的青铜艺术瑰宝，并通过科普化的陈列手段全面反映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风貌，展示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研究成果，使得“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和文物考古知识得以向大众普及。展览时间从2007年4月持续到2008年5月，累计接待专家学者和游客达13.8万人次。

　　为了配合此次展览，相关单位还编辑出版了《“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和展览图集《三星堆与南丝路——中国西南地区青铜艺术》，其中，《三星堆与南丝路——中国西南地区青铜艺术》一书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

　　三、第三次研究高潮：置入欧亚古代文明的整体性研究中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学术界也以更大热情投入“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掀起了第三次学术高潮。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有古代历史学方面的新成果，还有联系现实经济文化建设的思考；不仅有对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关系的研究，还有将“南方丝绸之路”放到整个欧亚古代文明中的探索，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

　　2013年以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先后联合了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大理市政府、中共德阳市委宣传部、成都市博物院、雅安市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德阳市文联、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等单位，多次共同主办了“南方丝绸之路”大型学术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宣传了“南方丝绸之路”文化。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重点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西南地区以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滇文化为代表的古代文明在整个欧亚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研究，并且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经由“南方丝绸之路”的对外传播，探讨其传播时间、路径、机制、内容等，探明“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西南地区是古代中华文明向东南亚传播的“文化集中地”、向印度东北部传播最重要的通道。相关研究还表明，经由印度东北部，中华文明传播到了西亚及地中海地区。

　　改革开放40年来，经过三次学术研究高潮的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得到极大发展，“南方丝绸之路”已从学术“冷门”变为“热点”，逐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认同和关注。正如已故的学术前辈李学勤先生所说：“丝绸之路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是今天非常有影响的一门学科的起点。这门学科就是欧亚学。欧亚学专门研究欧亚大陆，从北方草原地区开始，南方到南亚，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是人文学科里最前沿的国际性学科……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西南丝绸之路。”

　　放眼未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方兴未艾，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如“南方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这四条丝绸之路的整体关系与对接等，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而对包括“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丝绸之路而言，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等多个维度开展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欧亚乃至全球的视野，整体地把握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考察丝绸之路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卓越贡献、巨大影响和作用，使丝绸之路研究在新时代获得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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