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在湖南省佛教协会第六次代表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沙麓山寺方丈圣辉法师率湖南29所寺院住持共同倡议，自5月10日起主动取消寺院门票。图为圣辉法师（右一）率麓山寺僧人摘下寺院售票标识。 麓山寺供图
自2014年起，浙江省杭州市开始文明敬香、建设生态道观行动。浙江民宗委供图
7月7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与《文化纵横》杂志社联合举办“我国宗教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央统战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部分高校和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的专家围绕主题进行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应着力推进我国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认为，应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宗教治理问题。宗教治理是宗教学研究的领域，但也应是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探讨的问题，应该同时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综合施策。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斌元说，从全球视野来看，包容、交流是解决世界宗教问题的“金钥匙”。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都反复强调文明间的包容、交流精神。这是解决世界宗教问题的一剂良药方。“一带一路”把几大宗教发源地串联起来了，处理好世界宗教问题也将有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从国内来看，信教群众也是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宗教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浙江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孔陈焱认为，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民间外交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要纳入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宗教工作是群众工作，宗教治理好了，可以减轻、降低社会风险，宗教界的积极作用也才能发挥出来，让宗教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下，宗教团体是宗教工作和宗教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参与宗教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是构建良性宗教关系的重要承担者和行动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云峰指出，历史上，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华而传入的。在当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张力依然存在。基督教“教义”的中国化还很艰巨。神学思想层面的中国化是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前提，也是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的保证。
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张训谋指出，宗教自我治理、内部治理是宗教治理的逻辑起点。因此，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激发宗教自我治理和内部治理的自觉性、主动性，推进宗教自我治理体系和自我治理能力现代化。宗教自我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治理理念现代化、内部组织机构现代化、治理模式现代化等方面。要进一步引导教规制度与法治社会相适应，发挥教规制度在宗教自我治理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沙宗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宗教治理体系选择也一样。历史上，东西方政教关系的传统不一样，中国历来是“政主教从”，宗教治理应考虑到这一国情，更好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张雪松认为，宗教现象非常复杂、多元，因此，宗教治理的主体也应是多元的。社会在宗教治理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社会外部监督有利于宗教的传统封闭性管理模式向现代转型。同时，由社会来监督宗教团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降低宗教治理的成本。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陈坚说，宗教需要不断地与时代和社会相适应，因此需要不断地自我治理、自查自纠以改进和完善自身。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在1995年曾经提出过佛教界要“自知、自反、自强”，强调的就是佛教的自我治理。宗教治理要用“理”来治。宗教工作者不但要了解宗教的信仰体系、行为体系，也要掌握宗教的知识体系，懂得宗教知识，以“理”服人，才能更好地引导宗教界治理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李林认为，历史上中国的伊斯兰教治理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以“礼法退却”为标志的现代转型。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法也面临如何适应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的问题。因此，伊斯兰教界需要重新审视教团与社会、教法与国法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认为，宗教治理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原则。了解宗教历史，把握宗教规律，正确认识宗教问题，是宗教治理的关键。宗教治理要做到“导”之有方，辩证认识宗教的社会作用，搭建信息平台、分享平台；“导”之有力，加强宗教治理体系建设，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导”之有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金泽指出，宗教治理是多元要素积极互动的过程，最终达到善治、法治。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宗教问题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但与此同时，宗教文化也是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因此，宗教治理过程中，不能过于强调它的特殊性。宗教治理包含宗教内在的自我管理，宗教团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宗教团体的治理有两个层面：一是宗教团体内部的治理，二是社会框架中宗教团体的治理。不同宗教团体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价值取向，在实现“治理”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挑战。宗教治理在不同的宗教和宗派、不同的地方和民族，有着不同的特性，因而，要探索出地方性治理经验或教派治理模式，体现出我国的社会特色、文化特色和政治特色。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杨桂萍说，中国的宗教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中，社会对宗教的理解、宗教关系、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都与西方不同。因而，宗教治理的中国道路有自身独特的内涵。一是中国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现代社会中，世界大多数国家以世俗主义处理政教关系，但存在不同模式。中国的政教关系有别于其他国家，宗教治理模式也相应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模式。二是宗教人口属于少数人口这一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宗教治理，需要置于宗教认知的变化、宗教治理策略的调整、宗教政策法规的完善、宗教治理主体的专业化等综合体系之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段琦说，要维护和创造有利于社会稳定团结的宗教格局。宗教治理不能“一刀切”，不是“一律取缔”，而是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积极引导。要依靠群众，本着团结的原则，通过治理更好地团结宗教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室主任唐晓峰说，宗教治理与相关的政策法规以及更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息息相关。宗教治理过程中，要准确把握各个地区、各种宗教的特点和实际。
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院长游斌指出，“治”，来自于中国古代农业国家对于洪水的防治，对象是“洪水”。“理”，从“王”从“里”，来源于古代对玉的加工，顺着玉石的内在纹理而进行加工即为“理”。治玉治民为“理”，对象是“美玉”。“治”与“理”结合，说明宗教治理包含法治与政策两个层面。应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在宗教中国化、中华文明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正确看待宗教问题，正确认识宗教治理的重要意义。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董小琴认为，宗教治理包含法律治理、政策引导、文化引领。法治是宗教治理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 政策引导，是宗教治理的重要方式和内容。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我国宗教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宗教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文化引领，就是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这是宗教治理的重要维度。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民族宗教教研室教授蒲长春认为，宗教治理要用好“跷跷板”。中国宗教治理最重大的现实问题，是处理宗教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宗教相关问题具体表现为5个方面，即宗教商业化问题、宗教渗透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宗教网络化问题、去中国化或逆中国化问题。这5个方面的问题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宗教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有时候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宗教治理过程中，在宗教的社会作用方面形成了3个理论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宗教价值具有两重性，即宗教既有积极性，又有消极性。第二个观点是宗教价值具有同根性，即宗教的某一种属性，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处理不当，则可能出现消极影响。第三个观点是宗教价值具有互斥性，即宗教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宗教治理要用好“跷跷板”，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这也正是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重要精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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