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朝霖(左一)在独山县调查水书 吴欣供图　　

　　丹寨县水书师潘广礼(右)向潘朝霖解读祖藏水书 吴欣供图

　　文化寻根，与水书结缘60余载

　　今年4月，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潘朝霖再次登上讲台，神采飞扬地为贵州民族大学的学生们讲述历史悠久的水书文化。为了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走近更多的年轻人，潘朝霖的课堂已不再局限于学术圈。只要有人喜欢听，他就愿把研究成果同大家分享。

　　年逾七旬的潘朝霖，与水书已结缘60余载。水书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符号系统，是记载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法学等古老文化的典籍，可谓水族的“百科全书”。它主要靠手抄、口传流传至今，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据专家研究考证，目前在水书中发现的水族古文字约有800多个，加上异体字，水族古文字目前有2500个。2006年，“水书习俗”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技傍身，从小埋下水书文化的种子

　　1947年，潘朝霖出生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州乡一个水族村寨。12岁时，父亲带他拜水书先生潘玉印为师学习水书。“我父亲是农民，没有什么文化，曾受够被克扣工钱的苦。他让我学习水书，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潘朝霖说。

　　1960年，上初中的潘朝霖辍学回家。次年，在父亲“要有一技傍身”的想法鼓舞下，他又拜私塾班的水书师谢吉章为师，深入学习水书。日积月累，他领略到水书的独特魅力，逐渐爱上水族传统文化，并萌发了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念头。“如果我没有出来上学，不参加工作，我或许就是一名水书先生了。”潘朝霖说。

　　在深入学习水书的过程中，潘朝霖越来越感到知识储备的不足，暗下决心要提高文化水平。1963年，他考入贵定师范学校。

　　1978年，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到偏远的民族地区。潘朝霖意识到抢救民族文化的好时机来了，便和其他7位水族文化人士一起，向上级单位反映请求抢救水族文化。很快，三都县民族文史研究组成立，作为其中一员，潘朝霖从此走上了水族文化的研究之路。

　　1984年，潘朝霖考入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阶梯。

　　一生牵挂，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水书

　　大学毕业后，潘朝霖留校进入民族研究所工作，研究水族文化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先后拜访了80多位水书先生，浏览了数不清的水书;他在教书育人、著书立作的同时，走遍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区，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水书珍本。多年来，他自费收藏水书近千卷，拍摄水族文化照片近3万张，搜集、翻译、发表水族民间故事70多篇，水族歌谣、祝咒2000余行。

　　2003年，潘朝霖在寻找水书的过程中发现，三都县普安镇阳偏寨“水书世家”潘正才收藏的水书彩绘图画文字孤本《阴阳吉凶》，系潘正才的父亲潘玉荣所抄。这本水书所绘的图画所用色彩多达五六种，色彩的丰富大大超过其他水书图画抄本，研究价值非常大。为此，潘朝霖多次上门征集，但都没有成功。遗憾的是，2004年10月阳偏寨发生火灾，这本水书珍本被烧毁，这让潘朝霖非常痛心，也更坚定了他加快搜集水书珍本的决心。

　　2005年以后，潘朝霖开始走村串寨调查水书，个人出资从民间搜集水书文献。由于有的村寨偏远，路况不佳，他只能请人以摩托车送行，摔下摩托车是常有的事儿。

　　一次，潘朝霖和三都县都江镇水书师潘公家在晒楼上研究水书，年久失修的晒楼突然塌了，幸好木楼只有一层楼高，两人只是被刮伤，没有危及生命。说起收集水书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和危险，潘朝霖开玩笑地说，一路能够平平安安，可能多亏了水书创始人六铎公的佑护。

　　潘朝霖在水族聚居地区搜集到5部水书，由于书中古文字很多，天文历法内容丰富，难以释读。他先后多次深入到水族村寨请求水书师破译，但都没有找到理想答案。眼看水书就会变成死亡文字，他非常心痛。

　　为了破解水书文化的不解之谜，在2008年的水家学会年会上，潘朝霖自费悬赏10万元，寻找能破译这5本水书的人，希望有人把民族文字挽救过来。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5部水书还没有人能够破译。

　　一种责任，只为挽救民族文化瑰宝

　　水书是伴随水族先民南迁融入百越民族而发展的古老文字，靠一代又一代的水书师通过口传、手抄的形式流传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学习水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水书的传承出现“断层”。

　　“如果只是将水文文献搜集后藏于库房，而没有传承研究，无论保存条件有多好，也都是静态封存的‘临终关怀’。” 潘朝霖说。

　　今年，已有韩荣祖、韦光礼等5位老水书师相继谢世。“每位水书先生，就是一座水族文化知识的‘活宝库’。一位水书先生过世，就是一座活态图书馆的湮没。现在，精通水书的人越来越少，保护传承的压力越来越大。”潘朝霖说。

　　经过努力，2005年，教育部批准贵州民族大学开设水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并成立了水书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成立了水书文化研究院，潘朝霖作为学术顾问，协助巴蜀书社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160册的巨著《中国水书》，并为之撰写了长达4万字的导读;2007年，贵州民大水族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开始招生。在潘朝霖等人的带动下，目前该校的水书文化研究团队初具规模，有高级职称专家7人，博士5人，硕士3人，团队出版了30多部水书研究成果。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这一年，辑录水族古文字1500余字的“水书碑林”建于三都县三洞乡水根村的怡心园，潘朝霖受邀撰写碑文。“水书碑林”是目前辑录水族古文字最多的碑刻，成为研究水书的重要资料。

　　2008年，国务院发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潘朝霖所藏清嘉庆抄本《九星诵读》赫然在列，成为第一本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水书珍本。当年，全国只有两部私藏古籍入选，另一部是著名藏书家韦力芷兰斋的珍品——辽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残卷。

　　为了让精心搜集到的水文古籍能够妥善保存，更好地传承水族文化，潘朝霖陆续将私人收藏的水文古籍捐赠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539册、捐赠人文科技学院230多册。“国家和学校如此重视民族文化、地方文献，作为水族的一员，我也应该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潘朝霖说。

　　随着国家对民族古籍的重视，水书抢救、保护、整理和研究的春天到来了。2014年之后，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相继成立了“贵州世居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贵州民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系统地开展了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献的采编、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和数字化工作。自此，水书文献保护开始摆脱“临终关怀”的窘境，逐步进入“自觉传承”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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